（三）贤良对策：寻求伦理政治由理论构想到政治介入的现实途径。如果我们同意董仲舒煞费苦心建构起来的以天涵摄伦理与政治的理论，大致能够解决孟、荀各以伦理、政治为号召，但却给人以执伦理或政治一偏的印象的误失。那么，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首要问题——将伦理与政治同构同化，就基本上得到解决。所谓“基本上”的隐含意思是，伦理政治理论上的难题虽大致被克服，但其对政治运作的现实影响力，尚待加强；对现实政治发挥调控功能，尚待凸现；而政治统治者对其的亲和关系，尚待建立；这几点不加以连续的解决，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便成了纯粹的智力游戏。使伦理政治取得由理论建构到政治介入的突破的人，是董仲舒。这一方面与他在建构伦理政治时善于在理论上综合有用的精神资源（如道、法、阴阳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因势利导统治者，并以新奇古怪之论（灾异）吸引君王注意力的策略选择有关。简而言之，董仲舒以其对策，开创了儒家伦理政治理论步入政治殿堂的历史。

贤良对策共三篇。推原三篇对策的思想宗旨，大致与《春秋繁露》无异。两汉思想史专家徐复观已为我们指出这一点：“大体上说，它（指贤良对策——引者注）是《春秋繁露》的拔革，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浓缩’本”。（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第422页）但正如徐氏同时指出的，董仲舒奇特的天的哲学系统，即寄寓于他篇幅不小的《春秋繁露》中的思想体系，并未产生太大影响。相反三篇贤良对策，因以言政治问题为主，天的哲学成为背景支持，“反容易为人接受”。（同上书，第421、422页）由此可见，贤良对策之耐人寻味处，不在玄理，而在为政。把对策一事放置到儒家学说系谱中看，本无甚惊异之处。孔、孟、荀子无不与君王对策。董仲舒对策有何特别之处？先撇开董氏对策的内容不谈，仅就其思想氛围和历史背景来讲，此次对策确有“特别”之处：其一，董氏对策的时代，是一个经世之学流行的时代。《公羊春秋》这类以微言大义干预政治的著作，成为朝廷上下的热门读物。此书的记历代兴衰之事，扬德性褒贬之意的性质，使人确信，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然终结，一个现实主义的时代已然到来。儒家的精英，如果还想维护其理想信念，务必善于处理理想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将纯粹理想的取向调整为从政治考虑出发，曲线救理想的新格式。其二，董氏时代，天下已定一统，政局已获专控，“道术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却又为诸侯们以礼相待的局面，已成历史。汉初握权者窦太后崇黄老之学的学术启示，就是要以切合最高统治者的脾味，适时兜售，才可望进入主流话语圈、国策设计者的行列。其三，以儒家学者对原则的修正与完善来讲，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对策的逆反方法，导致失败的启发，使对策者会从中总结出因势利导的原则；二是儒家忠诚理念的由批评校正主导转而为赞同致效取向，使对策者学会“情景对话”，即根据君王的意愿对策的方法。就两方面而论，前以孟子对梁惠王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导致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为典型；后以荀子以“以德覆君”为大忠，以“以德调君”为中忠，以“以是谏非”为下忠的“化”、“辅”胜于“怒之”为代表。（《荀子·臣道》）以董仲舒对孟、荀的高度关注，不会不在其中获得有效对策的灵感。

三篇贤良对策，以武帝对国家兴亡问题的提问而肇始。对此，仲舒认为天人合一，天为政治行为的依据，但落实到政治行为层面，其一，“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强勉问道。而“道者，所骡适干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列传》）在将治道的实际内涵儒家化之后，董仲舒便在政治哲学层面，强调伦理政治的修身治国原则，“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受命之符”、“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同上）同时，在制度安排的原则方面，强调以德教主导，“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同上）因此，君王的心性之正，关涉到政治运作的效果。其二，在具体措施上提出完成“教化大务”的方式，“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同上）其三，提出“更化”的政治哲学见解。“更化”从历史经验的层面讲，既起至秦的“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的历史教训；又与“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的当下体验相关。至于“更化”的内容，则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