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权力分析的意义之前，我想先谈一谈目前我国政治学领域中的研究状况，因为有关权力分析的思考，在很在程度上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我深深地感到目前我国的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权力分析在纠正这一缺陷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什么缺陷呢？

一般说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或者说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观察中，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应然”的方法，一种是“实然”的方法。所谓“应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应该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谓“实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实际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研究中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但这种相互补充必须要以“实然”的研究为基础。而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强调“应然”方法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充斥着“应然”的方法。人们在研究某方面的问题时，先是怀着某种愿望，然后从某些原则出发去推论出为了实现愿望应该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结论，并以为这样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实际上情况如何。但是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按照“不应该”的方向发展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严重矛盾。面对这种矛盾，从应然出发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变成空洞的说教，表面上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对实际问题根本不起作用；一种是就问题解决问题，而把应该如何的结论丢在一边不管。显然，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解决“应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形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结果。这就极大地败坏了理论的名声。我这里不想分析人们之所以陷入这种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分析这些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在这里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了。总之，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拿来几条原则，加以推论和演绎，得出某些结论，指出在某个问题上应该如何如何；或者从西方某些学说中搬来几条原则，加以推理和演绎，得出另一些结论，指出应该如何如何，等等。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就是如此。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搬来关于民主的阶级性原则和关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原则，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论。由于我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国所实行的民主也是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类型的民主。由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中引申出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概念，从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论。因此，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机构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因此各级领导者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为了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制度化、法律化；就应该建立各种参政制度和监督制度；领导干部就应该树立民主的作风。为了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就应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等等。所有这些应该如何如何，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规律。但是如何去实现这些“应该”，特别是如何解决在现实中发生的与之相反的一系列“不应该”的情况，这种研究方法就无能为力了。

“应然”的方法在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他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则来推论出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如何，而对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并造成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现状的，“应然”的研究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西方的民主，“应然”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与民主的实际发展状况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

为了推动和预见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和强调“实然”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2.探讨这种现实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状况的过程中每一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3.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如何？4.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并通过这种影响来达到人们的某种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