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性做法。这明显是有区别的向善之路。

但两种大思路，是伦理政治真正能依托于善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思路，是两个相倚的支点。孟以人性特质立论，方可为伦理政治打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种种关隘，伦理善方可能成为锐不可挡的人生与政治力量。荀查以性天成、善教得立言，方可望界定人与自然的界限，人与人的差异，人在社会中的功能区别，从而有效莫定伦理政治向善的必不可少的控制机制。前者，强调的是向善必然性、致善大趋势；后者，强调的是向善或然性、致善差异性。缺其一，都不可能使论说完整。

三、善恶之间：人性辩难对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意义何在

对人性善恶问题的高度关注及相互驳难，构成伦理政治理论早期建构的一大特色。这远不像西方那样，因《圣经》中“原罪”的假定，几乎确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皙学中人性恶的人性论大思路，而且迄今大局未改。（参阅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第2章）在中国，先秦至西汉，推理政治建构仅历四人，便己有孟子的性善陈述、荀子的性恶论道、董仲舒的性善恶混杂和性分三品的言述。而且，孟子以对告子的批判立论，荀子以对孟子的拒斥立言，而董仲舒也明显以对孟的批评来陈述己见。人性结论己大分歧了，而彼此的驳难，又增加了伦理政治人性论说“同室操戈”的成份。由此可见，伦理政治的证立与人性论说的确当，是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孔孟荀董四人人性论说的殊途同归特点，证明四人并无原则性分歧。但是，问题在此也就出现了。为什么在一个并无原则分歧的人性问题上，孟要花力气将孔子论旨凸现，并树立性善论，而驳斥告子性无善恶论？而到荀子那里，为什么却又视孟子之论混同了原初人性与人的本质特性，坚持以性恶言性？以致到董仲舒考虑同一问题，为什么只好以善恶混杂，立个三品来化解绝对抽象和完全一统的人性议论，走向把问题具体化的人性言说路向呢？

不妨先看一下他们驳难的情形。以孟告为先。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同上）在此，告子确认人性就其自身而言，应无善恶之分，善与恶可以说是人性两种均等的发展走向，关键在于怎么制作、怎么引导（如水之决东东流、决西西流）。困此，告子认为的性，只是“生”、“食色”而已。对告子的人性观，孟子是完全拒斥的。他推断人性之善扩充的关键在于“养”与“失养”，在于生死之间对善的认同与否，在于自我用心去思虑与否，在干放失之心能否寻找回来。倘若几方面都能肯定，那么，修天爵而人爵相随。换言之．善性修养背后，社会秩序可保。

由上可见，孟告人性之争，所关涉的问题，对伦理政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一，伦理政治最关紧要的德性权威，必须内植于人心，方能保证它具有可靠的生长点。如果外悬于人心，也就意味着伦理善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后天习得的东西。如此，改变它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德性权威或内在的驱动力丧失了，那伦理善还有什么感召力，还有什么凝聚力，还怎么去收拾人心秩序、保卫社会秩序？其二，假如伦理善被设定为外在的东西，那么，依托其上的政治架构相应就没有其来有自的权威自明性。政治的协动、合作，也就只有依赖于人们自然形成的众意。人以大势所趋，来确定个体自我的行为取向。如此的话，强权与暴力全成为支配人的社会行为、引导权力运作的力量；上下有定的社会秩序会变而为打破政治定制，导致混乱的争权夺利、以下犯上。孟子“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概观，“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孟子·离娄上》）的判断，便由此思路而得出。可见，善内植人心而外推于政治，一切妥当；善外悬干人心而落到政治层面，一切紊乱。孟告人性之争，关乎伦理政治最基本预设的确证，影响其运作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