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自由平等的背后——现代政治哲学解读 系列之5

一、苏格拉底因对雅典做了承诺而自愿自觉服从雅典法律
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里像一只思想的牛虻，今天和这个人探讨，明天和那个人辩论，不断提出新观点、新看法，终于激怒了雅典人民；陪审团以“对神不虔诚”的罪名判决他死刑。他的朋友策划他越狱逃走，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今天去雅典的旅游者都能看到一个景点，就是为苏格拉底越狱逃走准备的小船所停靠的地点，距离监狱只几分钟的路程。当他的朋友克利通潜入狱中劝说苏格拉底越狱时，苏格拉底拒绝了；他情愿赴死也不潜逃。他和克利通做了一番对话，说明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柏拉图写的《克利通篇》去了解苏格拉底慷慨赴死的思想逻辑。
苏格拉底认为：雅典是一个自由国家，如果有哪个公民不想继续在雅典生活了，他可以收拾他的物品离开雅典，移民异国他乡，雅典不会阻拦。如果他没有离开，继续作为雅典的公民在大家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一方面可以享用雅典为他提供的各种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则必须服从雅典的法律。
因此，大家所达成的道德共识是：一个人或者自愿离开雅典，那么他就享受不到雅典的各种文明成果，当然也就没有服从雅典法律的义务；或者继续作雅典公民，那么他就可以继续享受雅典的各种好处，当然也就要服从雅典的法律。两种情况都是道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离开雅典，一直享受着雅典的住房、粮食、福利、路灯、卫生设施，等等；但当雅典依法对这个人进行处罚时，他却不愿受罚，要越狱潜逃，这就是不道德行为。我苏格拉底一直作为雅典公民生活在雅典，这意味着我对雅典人民有一个承诺：我愿意成为雅典公民，而雅典也接纳了我。这样，我既享受雅典公民的权利，也承担雅典公民的义务。现在，雅典根据法律对我处罚，我能做的符合道德的事情只有两个：一是服从，二是劝说雅典改变判决。如果我越狱，则违背了我原初的承诺；即使越狱成功，我走到哪里，哪里的人都会说我不道德。
有人会说：不道德就不道德吧，活命要紧。但我苏格拉底认为：如果身体不能健康，生活过得就没意思；如果行为没有德性，生活过得就没有意义。名誉、金钱、扶养小孩，都是次要的，有德性才是第一位的。所谓有德性，就是生活得“正确”，符合道德。如果我越狱成功、苟且偷生，那就是不仁不义之人，那将生不如死。
在这里，苏格拉底说法的核心是“承诺”，承诺是契约的要件，这和卢梭、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异曲同工，也和我们前面说的桃花源三阶段逻辑一致。相互承诺是互利性合作的双方建立行为规范的基石。一个不讲承诺的人，不仅会使别人离自己而去，自己也会越混越惨。
因此，一个男人应该信守对一个女人的诺言，一个企业应该信守对消费者的诺言，一个投资商应该信守对合伙人的诺言，一个球员应该信守对球队的诺言，一个公民应该信守对国家的诺言，一个国家也应该信守对国民的诺言。相互承诺、约定契约，是互利性社会的基础。相互承诺的双方，都承认对方有不作承诺的自由；但双方都认为，如果对方做了承诺又不遵守，那就是一个不可交往之人。
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正是由于自己对雅典做了承诺，所以就有了服从雅典法律的义务。

二、不愿服从国家法律，就不能继续享受国家的好处
在苏格拉底之后2400年，政治哲学家H．比朗1977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伦理学论文：《政治责任和同意》，发挥了先哲的思想（Beran,1977）。
当一个互利性社会体形成了一系列社会规范，那说明：临界多数的成员自愿选择了这些规范，认为这些规范的实行使大家共同受益，也就会服从这些规范，有了服从规范的义务。但这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赞同这些规范。当今西方国家中，有一些公民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些甚至是纳粹主义者。在1946年的法国大选中，有800万人反对当时的第四共和国制定的法律，另有800万人干脆不去投票，有些人则反对多数决定原则。那么这些人有没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