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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探讨，海外学者直到现在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大陆学术界中。对于这一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似乎早已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在问题的分析上，也存在着差别。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分歧，贡献一点刍荛之见。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个人认为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的近代社会，一是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一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必先研究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而要研究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又必先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这是一个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层次。
以下就按这三个层次的先后顺序，略陈己见。
一 中国近代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在概念上没有争议然而在认识上并不一致的命题。在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著作中，半殖民地的性质的阐述，还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但是对于半封建的涵义的解释，实际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远的不说，姑举最近一例。
中国近代史专家李时岳同志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在1981年和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两次指出这一见解的重要性，即：“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所谓“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提法，在作者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整体运动中还存在着向上发展的因素”①。根据作者的论证，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既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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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引自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参见李时岳《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一个社会在它的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可以处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16世纪以后的英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封建特征与资本主义特征错综交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既非封建又非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①。它是处在1540—1640年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760年以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间隙期。②封建经济开始趋于分解，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确立。把它称之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也许还讲得过去。但是，把半资本主义的概念应用于1840年以后的中国，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研究。
一是新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这是不容否认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出现了代表新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最先在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中开始的。它是先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而存在的。外国在华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广州柯拜船坞，成立于1845年，先于中国自制轮船的江南制造局20年。外国在中国内河的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于1862年，先于中国轮船招商局10年。外国在华的第一条铁路一上海吴淞铁路，建成于1876年，先于中国自建的唐胥铁路5年。而国外在华的第一家银行——丽如银行，1845年即始设分行于广州。先于中国通商银行52年。外国在华最早的保险公司，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于仁、谏当两保险行，先于中国的保险招商局，都在40年以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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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Morton(莫尔顿)：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人民的英国史》)，1979年版，第165页，译文据谢琏造等人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0页，略有改动。
② 同上书，第165页，中译本，第129页。
③ 以上参阅拙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各页。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不但在时间上先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而产生，而且在实力上也优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而存在。在许多工业、交通和金融部门中，外国资本占有压倒的优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半期，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有中国生铁产量的95％以上，机械采煤量的65％以上，发电量的55％以上。棉布产量中外厂所占最高达到65％。卷烟产量中外厂所占最高达到58％。①而且外国工厂的生产，又是带有垄断性的大规模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相当全国各华厂发电量的总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超过所有华商烟厂的产量。②当中国商办船厂制造第一艘轮船的时刻，国外船厂至少已经出厂56艘大小轮船；当外国船厂已经开始制造载重两千吨轮船的时刻，中国商办船厂制造最大的轮船，不过115吨。③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交通运输业中，外国资本也占很大的比重。30年代中期，中国铁路由外国直接经营和间接控制的，分别为47％和44％；航行长江的三大外国轮船公司——怡和、太古和日清——所支配的船舶吨位，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的3．5倍。④在金融业中，外国在华银行，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可以运用的资金。20世纪之初。外国银元和外商银行发行的纸币，估计约在14亿元以上，超过了中国银元、银辅币、铜元、制钱和中国钞票流通量的总和。⑤20世纪30年代中期，所有外国银行的资本，包括总行在外国和设在中国的在内，折合成当时的中国货币，共达12亿元，相当于中国银行资本的3．3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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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根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128、130一131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
③ 参阅拙著《十九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293页。
④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248页。
⑤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1982年版，第99页。
⑥ 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11页。
作为可以运用的资金的存款，仅17家主要外国银行就达到14．1亿元①，而当时25家中国主要民营银行的存款额为13．6亿元②，后者反居前者之下。外国银行还经手对中国的贷款，在中国政府的全部外债中，占有最主要的份额，具有左右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而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早期完全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占有90％。③由于外国银行的雄厚实力，包括外汇、金银市场在内的上海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实际上是操纵在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手中。
对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就非常微弱。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不占主导的地位。以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现代工业而言，它在3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仍然是很有限的。包括所有雇工在30人以上、使用机器的小厂在内，全国新式工厂，一共不过3100余家，产值只相当手工业的1／4。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足10％。④也就是说，不计算外国在华资本，单纯计算本国自有的资本。中国至多只有10％的资本主义，还谈不上是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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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日本东亚研究所调查，参阅《诸外国之对支投资》第一编，1942年版，第2页。原单位为美元，按当时汇价换算。
②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整理：《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
③ G．C．Allen等，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第110页；杉村广藏：《列国对支投资概要》，1943年版．第78页。
④ 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12、64—66页。
这样一种单纯根据计量的提法，也许是荒谬的。我们决没有拿10％的资本主义替代半资本主义的提法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只是说：谈到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不区别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把它们笼统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固然是不恰当的，但是在谈到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时，不结合外国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考察，恐怕也未必恰当。而一当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那么，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格局，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向上发展的因素”。相反，它正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一个标志，是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区别于正常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方面是原有封建经济的变化。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出现，主要是农村中富农所代表的经济关系。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设、内河轮运的扩大、铁路的兴建、新式工业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长。中国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扩大，是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富农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到了20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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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均：《旧中国农村中的几种经济关系》，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但是，中国的富农经营，一般规模很小。经营的方式也很落后。他虽然也租进土地，但他占有的耕地面积，一般大于他所经营的面积。很多富农把土地分散租给贫农耕种，收取苛重的地租，并且通过商业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中国富农虽然也雇用工人，但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并不纯粹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很多雇工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和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总起来看。中国富农经济，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它是在封建轨道上行进的富农经济。它很容易向地主经济倒退而难于走向资本主义农场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入侵的资本、帝国主义，也不是来促进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它的经济侵略，一方面部分地分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方面又尽量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以便利其榨取广大的中国农民。以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促进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说中国农村经济已经半资本主义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整个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仍然是一个“向下沉沦”的局面。
总起来说，近代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这一东方巨人的近代苦难。也是一个完整的历程，当他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而不是什么半资本主义社会。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近代社会定性，那既没有如实地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明日中国的发展方向。君临近代中国的，不是取代封建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又加上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同官斯土”的。①中国人民只有推翻压在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作为帝国主义附庸出现的官僚资本主义，才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才能有真正的光明远大前途。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亦即后来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光辉思想，出现在80年前的中国，具有多么伟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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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的一句话。原话是：“本道与贵总领事同官斯土”。这句话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反映了整个近代中国的现实。见《字林沪报》，1884年7月9日。另一位上海县太爷来得更爽快，他在给上峰的一份呈报中径直地说：“上海是由外国人和中国人联合统治的。”见NorthChinaHerald((北华捷报))1899年7月31日．第23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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