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准战时状态存在的原因

     所谓战时、准战时状态，一是指直接的战争状态，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战争、清末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二是指战争威胁和潜在的战争状态，如西方列强以战争和瓜分威胁中国，国内的反清活动等。简单地说，战时、准战时状态在晚清时期的长期存在，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激化的结果。进而言之，这又与当时的全球性的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趋势密切相关。

    在资本--帝国主义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各地区或民族，主要面临三种发展趋向或可能：资本主义化、殖民化和现代化。

    资本主义化，顾名思义，就是追求资本积累的无穷性，资本在全球流动，利润向中心国家集中。"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1]  "正是资本持有者的这种无休止的、奇异的自顾自的目标，即积累更多的资本，以及这一资本持有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与其他人建立起来的关系，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过程"[2]  。

    殖民化，在宗主国（中心强国）是侵占别国领土，奴役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资源；在殖民地国家则是惨遭屠杀、奴役和陷入贫困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兴起的历史上，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事过对别国的殖民掠夺和侵略。殖民掠夺和侵略战争是西方兴起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他们那里，似乎有一点"内圣外王"的味道--对内是曲折的民主化过程，对外是野蛮的殖民化。内外有别。殖民化是以武力征服和暴力掠夺为特征的。几乎所有的后发展国家都是列强殖民掠夺的对象；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他们也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当然，反殖民化的过程也几乎同时发生。

    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追求非人格化、理性化和合理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分工与合作的扩大，市场的扩展，总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使全球联为一体的"看不见的手"。在中国社会内部，明清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因素。[3] 这与西欧的历史进程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中的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中国明清政府不支持本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更不提海外殖民了。但是，专制主义的压制，也不能完全扼杀经济中的自发自由的因素。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加速，一部分中国人也领略到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好处，有了学西方的思想和行动。"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振聋发聩的吁喊，代表了经世制用思潮的正确方向。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也会在和平的环境中慢慢地学习西方文明的精华。

显然，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三者之间又互相交叉，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新兴资本家阶级无休止地追求积累更多的资本，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掠夺。在宗主国，殖民化与资本主义化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过程。美洲的"发现"，非洲的殖民地化，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繁荣的强大推力。此外，市场经济发育最为充分、成熟者，无一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是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市场经济支撑了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又扩展了市场的边界。不过，资本主义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资本主义也不完全等同于市场经济。前资本主义时期早已存在市场经济的要素，市场经济的历史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长。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资本积累的无穷性，现代化则以竞争和合理化为主要特征。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同，两者"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4] "市场经济处在竞争的影响之下，而资本主义则由于拥有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作弊'"。[5] 

     在全球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东亚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上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均衡的政治、经济秩序，在西方殖民者的打击下瓦解了。东亚小国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完全抛弃了东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把西方列强殖民掠夺、侵略那套基督教的、暴力的和霸道的资本主义方式"学习"、吸收了。日本逐渐崛起，并与西方列强沆瀣一气，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的霸权势力，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则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霸权和殖民支配下的新秩序在东亚形成。[6]

    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动也带来了战争危机。农民战争早已宣告：清朝统治者再也不能按原样继续统治下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表明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了。欧风美雨、西学东渐，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要求日益强烈。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刺激下，追求民主共和的革命形成浪潮。民主共和，无非是一种保障经济正常发展、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创新。

    在上述全球性的殖民化、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发生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 反清斗争和清政府的镇压、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贯穿其间，使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的动荡状态。这种战时、准战时状态，无疑对晚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影响。本文不讨论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而是研究在战时、准战时的动荡条件下，政府的经济对策。

二、战时、准战时状态对晚清经济政策导向的影响

1．洋务运动时期致力于筹饷、造船、练兵、制器

    在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创巨痛深"的双重打击后，清政府被迫举办"自强新政"，试图通过"内须变法"的改革措施，克服"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带来的危机。自强新政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应付危局，相继采取了举办新式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等重大措施，并带动了部分私人资本投资于新式产业，产生了早期的资本家；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关注起"洋务"来。中国社会过去是林则徐、魏源等个别"先觉"者的吁喊，曲高和寡；此时已有一批进步的士大夫议论、思索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于是，由政府主持的"自强新政"引起联动，形成历史所称的"洋务运动"。[8]

     洋务派首脑李鸿章认为中国已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9]  认定不自强不能挽救危局；而且主张抓住机会，不能拖延。"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10]  最高统治者也承认："外国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11]

    不过，清政府、洋务派图谋自强，实际目标则是"保和局"。李鸿章承认："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2] "自有洋务以来，迭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13]  他主张"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14]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与退让求和的一贯方策直接相关。正所谓"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求和。[15]

     图强是为了保和局。求富主要是为了"浚饷源"。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16]  沈葆桢则称："筹饷为自强之纲。"[17] 所谓"振兴商务"不过是"浚饷源"的一种手段。

     当然，求富也有"稍分洋商之利"的设想。李鸿章讲到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理由时说："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翼稍分洋商之利。"[18]  又说，举办工矿业可以"开发利源"，"免致外人觊觎"，"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洋人常以代中国兴利为词，今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造，庶足关其口而夺之气，使之废然而返。"[19]

     求富之中还包含有"富民"的想法。李鸿章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固。"[20]  又说："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21]  当然，这是从"浚饷源"的角度谈富民的。

    洋务运动时期造船、练兵、制器的措施，也是有一定成效的。[22] 但是，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在西方列强的支持和纵容下，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清政府既缺乏持久抗战的决心，更没有动员组织全国资源的能力；"力保和局"的国防战略破产，不得不接受战败求和的耻辱。清政府必须调整其政策。

２．甲午战后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

    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反省"过去的政策措施。顺天府尹胡燏棻、给事中褚成博、新疆巡抚陶模、洋务派的后起首脑张之洞等，都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23]  不过，更多的官僚还是认为自强新政之所以成效不大，恰恰在于新政不够深入、全面，他们认为，像铁路、银行、邮政、制造、开矿等等新政，有的"屡议屡废"，有的付诸阙如。主张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一些官员在"反省"过去之后，开出了各自的"药方"。 张之洞、胡燏棻、刘坤一等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24]  他们所建议的措施，相当一部分是在洋务新政中已办或办无成效、或议而未办的。只有军工包给民办的建议较有新意；开设学堂已触及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    种种主张表明，过去清政府力图通过洋务派牢牢控制住新政，而现在一些高级官僚则有意将富强要政之门稍稍打开一点，让普通商民参与进来，甚至军火也可由民间制造，认识转变的幅度并不算小。但同时又对洋商寄与很大希望，严重缺乏自力更生的信心。至于如何改革腐败的政治制度，则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措施，只在育人才方面，稍有涉及。

    面对战败求和的困境，根据"中外臣工"的意见，清政府表示："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新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主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25]

    上谕列举的14条措施，核心是"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这是甲午战后清政府基本的经济政策导向。从前洋务派"浚饷源"的思路，此时仍在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清政府试图变祖宗"成法"，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建立振兴工商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国力，消除瓜分危机。[26]

３．辛丑后日益依赖外力维持

    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清政府重祭变法的大旗。但"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政策目标并未改变。因为战败赔款、推行新政需要加倍地筹饷，镇压反清革命需要整练军备。而恤商惠工，开辟财源，在此时更加重要。

    当然，受时势所迫，清政府不得不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1901年1月，清廷下变法诏。[27]  不久，又设立督办政务处，负责变法事宜，包括经济方面的变法在内。地方督抚中，参与过"东南互保"的袁世凯、刘坤一和张之洞先后奉谕对政务处的工作"遥为参与"。他们的意见，对清政府的决策影响较大。[28] 标榜"力图复兴"的慈禧太后，再次表示"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要求各督抚按他们所陈择要举办。[29]

    背负着沉重赔款负担的清政府，为了解救危机，一方面要推行新政，一方面又要加紧搜刮。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新政的推行，在变革的范围和层次上，都较前一时期有所扩大和提高，由局部和临时措施扩大到政府部门的部分改革和经济法规的系统制定。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较前一时期更明显的游移摇摆和矛盾混乱。[30]  愈到末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愈走向依赖列强的政治力量和资本优势来维持其经济的运转和统治的苟延的穷途末路。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乘机向东北大举出兵，将清王朝的发祥地置于它的势力范围之中。清政府惊慌失措，只得扯起"以夷制夷"的旗帜，盼望列强共同维持。早在1901年3月，张之洞就向清廷电奏救急三策，主张发电旨请英、日、美、德代向俄国恳请推迟中俄签约期限；将东三省全行开方，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利益，俱准各国任便公享；用英国将领练北洋水军，日本将领练山海关奉天陆军；认定中国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字。张的主张得到刘坤一和盛宣怀的赞同。这三位策划过东南互保的重臣联衔上奏，重申开放通商、参用"客卿"（外人）治理东北的主张。[31]  但恳请各国牵制的活动没有任何成效，却发生日本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战争之后，英、俄、日、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协定，形成共同瓜分中国之势。美国为插手宰割中国，祭起"门户开放"的大旗。在这种险恶局势下，清政府仍寄希望于"以夷制夷"。1907年8月，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奏，力主东三省速行开放，使之成为各国通商重镇，并大借外债，用于银行、铁路、开矿、垦荒；先联俄日，即英德法美诸邦亦当开诚布公与之联结。[32]  继任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力主挽救东北危局"惟有借债一法"，[33]  认定借债筑路"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达到"债主代为维持"的目的。[34] 但这个"代为维持"的"救亡政策"，正好满足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权益。

    以上就是在战时、准战时状态的压力下，从图强、求富和制器、练兵，到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再到依赖外力维持，晚清经济政策导向的变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