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天下大势"的变化，几乎未采取任何应变措施。 直到六十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清王朝带来"创巨痛深"的打击，一部分官僚才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所认识。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清政府着手举办"自强新政"，标榜"图强"、"求富"，意图实现末世王朝的"中兴"。由此，以农立国、辅以工商的传统经济政策有了转变的迹象；传统的市场经济也有了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趋向。

"自强新政"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应付危局，相继采取了举办新式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等重大措施，并带动了部分私人资本投资于新式产业，产生了早期的资本家；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关注起"洋务"来。中国社会过去是林则徐、魏源等个别"先觉"者的吁喊，曲高和寡；此时已有一批进步的士大夫议论、思索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于是，由政府主持的"自强新政"引起联动，形成后人所称的"洋务运动"。然而，图强、求富的目标并未达到。笔者以为，自强新政和洋务运动之间似不宜完全划等号。不能因为自强新政的种种弊病就完全否定了洋务运动；也不能因洋务运动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就完全肯定新政活动。

一 图强、求富与"制器"、"浚饷源"的目标

在遭到"创巨痛深"的打击后，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已意识到图强、求富的重要性。他们试图通过举办自强新政来"中兴"衰弱的封建王朝。当时的状况是，在衰朽的封建体制中，以较为开明的洋务派集团来具体贯彻图强、求富的意图，负责自强新政的实施，落实练兵制器筹饷等活动，甚至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洋务派承担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执行人角色。这也是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的无奈选择。

相对而言，洋务派对当时局势的认识较为清醒；也意识到存在自强的机遇；预期新政将给清王朝带来中兴的益处。

他们认识到清王朝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之中。洋务派首脑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沿海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尤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不可久也。"  认定不自强不能挽救危局；而且主张抓住机会，不能拖延。"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为西太后所重用的重臣恭亲王奕訢也认为，"洋人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固非独一日本为然。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所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使一朝反覆，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最高统治者也承认："外国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  洋务派的活动，在不动摇西太后的权威（或西太后自认为不会动摇其权威）的时候，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洋务派也权倾一时。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867.2.27）的懿旨对洋务派褒奖有加："三载考绩，为国家巨典，中外满汉诸臣有能为国宣劳，勋猷卓著者，允宜特予甑叙，以示宠荣。兹当京察届期，吏部开单题请，详加批阅。恭亲王首赞枢廷，于今六年，小心谨慎，夙夜勤劳，克尽匡襄，深资辅翼，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元方同心赞画，勤慎和衷，均 著交部议叙。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公忠素著，保障东南。陕甘总督左宗棠，严疆剔历，谋画忠诚。湖广总督李鸿章，才略优长，不辞劳瘁。四川总督骆秉章，老成硕望，宣力弥勤，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余著照旧供职。"  又据史料，光绪亲政后，"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事请懿旨。" （光绪）"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洋务活动也渐渐为社会所接受。有人用不无嘲讽的语气描述道："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 

    不过，清政府、洋务派图谋自强，实际目标则是"保和局"。他们对列强是抱有幻想，且相当惧怕的,一心要保持"中外和好"。曾国藩说："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逆，两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奕訢认为："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尤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李鸿章干脆承认，"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 "自有洋务以来，迭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  他主张"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  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与退让求和的一贯方策直接相关。正所谓"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求和。

     图强是为了保和局。求富主要是为了"浚饷源"。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  沈葆桢则称："筹饷为自强之纲。" 所谓"振兴商务"不过是"浚饷源"的一种手段。

当然，求富也有"稍分洋商之利"的设想。李鸿章讲到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理由时说："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  又说，举办工矿业可以"开发利源"，"免致外人觊觎"，"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洋人常以代中国兴利为词，今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造，庶足关其口而夺之气，使之废然而返。"

求富之中还包含有"富民"的想法。李鸿章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固。"  又说："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 当然，这是从"浚饷源"的角度谈富民的。

总之，图强、求富是新政总的指导思想和长远的目标导向。具体指导经济活动的则是"制器"和"浚饷源"，再佐以"分洋商之利"和富民的设想。图强落在实处便是"制器"（军事上就是练兵），以便"靖内乱"和"保和局"。求富就是为了"浚饷源"，为练兵制器筹集资金。

 以"振兴商务"的方式来"浚饷源"，这尽管突破了传统的依赖农业提供财源的观念，给一些有兴趣投资于新式产业的人带来了机会，但仍未跳出敛财型财政的圈子。为了裕饷，清政府害怕失去对财源的控制，始终不愿放松对民用企业的控制，也不愿放手让民间自由兴办企业。虽有"尤必富在民生"的漂亮话，而实际的作法却是"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  参股投资的商人只是他们利用来开辟财源的工具；所谓的"重商"只是看重商人的钱袋，而不是扶持他们发财致富。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焚毁，损失惨重，而股商仅得两成的补偿。真是"名为保商实剥商" 。与民争利的恶习难改。

    不仅如此。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就是在他们津津乐道的"西学为用"上，其认识也有片面之处。洋务派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为中国的政教、风俗不得改变，而西方的技术、机器生产可以学来用之于中国。但他们实在低估了被视为"末技"、"器用"的西学的作用，认识很不全面。他们以为西学为用就是"制器"，就是隆隆作响的机器，耸立的烟囱，和高大的厂房；根本没有意识到，比这更重要的乃是近代机器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相应的市场规则；即更需要有现代的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在所谓"末技"、"器用"之中，也包含"本体"的制度性因素。故而，清政府推行自强新政，洋务派忙忙碌碌，其实连所谓"末技"都未真正学到手，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被当作末技的西学中还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郭嵩焘（也有人认为郭就是洋务派）说，中国学习外国，应"先考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  用兵、制器在他看来只是末技。李鸿章在申述兴办机器织布局的理由时说："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  在他看来，洋货的优势来自机器制造，却不明白洋货在价格、质量上的优势，不仅来自机器的使用，也与近代工厂制度、现代公司制度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即使早期的改良思想家，虽然注意到企业应按公司成例运作，但未从制度、本体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郑观应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序言中说，西方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他借用张树声的话说："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当然，思想家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桎梏感受极深，所以才强调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而洋务派则只见物质，不见背后的制度因素。

肩负中兴大任的洋务派，大多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由军事而政治进而插手经济，势力逐步膨胀。他们位居要职，又有与外国打交道的经验，权倾一时，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形成强大的地方权势集团。他们为"中兴"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十分卖力地实施新政的每项举措，并藉以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以致清政府耗资兴办的新式企业，程度不同地控制在他们手中。如上海地区的企业，李鸿章拥有最大发言权；湖北的厂矿，实权掌于张之洞之手。这样，洋务派利用实施新政的方便，把持新式企业，成为控制新式经济的封建官僚，其实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封建官僚。以李鸿章为首脑的北洋集团，就是在自强新政中崛起的。当时有人指责李鸿章说："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

而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大员，都是可以影响朝政的重臣。"内轻外重"之势，表明洋务派官僚与掌握皇权的最高统治者之间，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显然，这种局面对新政是有影响的。洋务派本应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招商、督察、扶持新式企业的职责，但受利益集团的私利的驱动，政府官员的职务行为异变为追逐利益的商业行为，而且挟带着官方的权威。

     这样，洋务派与民间商人、企业家的利益冲突更为明显。李鸿章虽然也大讲民用企业可由商人"自立条议"；盈余"全归商认"；企业经营要"摒除官场习气，悉照买卖常规"，  如此这般，似显开明。但一有机会，他便要扩大对企业的干预，钤制各项事务。当轮船招商局因受中法战争、上海金融风潮、徐润挪用局款等因素影响而发生周转困难时，李鸿章不是借机改革和完善企业的各项制度，而是扩大企业中的官权，用官僚取代买办。此外，他还仗势排挤其他企业。在请求规复机器织布局的奏折中，李鸿章先是信誓旦旦地表示"保护利权，更须体恤商情"，但旋即要求"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  他所要"体恤"的，原来只是他所控制下的企业。不但享有当时商人梦寐以求的"概免内地沿途厘税"的优惠，还享有"十年专利"的特权。其他各色人等，不得自行设厂，否则就有"壅滞"之过。另一位重臣张之洞，倾向于企业官办，在汉阳铁厂的兴办过程中，主观臆断，白白耗时费力。他们个人的喜好、素质，左右了企业的命运。

    一些官僚还视企业为私利之源。"凡有所需，非以势勒，即以术取"；"公司办有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  在轮船招商局，"当道所荐着，非科甲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向无历练之人，以期挂名文案，得支乾修。或图船上坐仓之职，事由副手代理，彼则坐地分肥。或为分局帮办，时与当道酬应，于局事无裨，而糜费愈多"，"凡得一官一差者，即有追随谋食之人络绎不绝，无以位置，其苦况难言，为他国未有者也"。  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不能像追求利润的商人那样关心企业的命运，却为一己之利而紧盯企业，随时从中渔利。在洋务派控制下的企业尚且如此，何况其它。

    由此可见，清政府以洋务派实施新政，洋务派获利最大；一些封建官僚也从中渔利。这既不完全合乎最高统治者"中兴"满清王朝的利益目标，更违背了广大商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利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