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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在本刊发表以后，得到了王方中等13位学者的热心评论。各种不同的意见，对我都是有益的。我都怀着感谢的心情认真加以考虑。通过自己的反复思考。觉得在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上，还应该明确一下自己的意见。
这个问题，事实上在我脑中盘桓了近30年。这一思想的最初萌芽，是受到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同志的启发。60年代初。当他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集体编写时，严中平同志就在编写组内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应该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条红线。这一思想和提法，当时在组内和组外，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那时编写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讨论是比较悬空的，没有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来也就搁下了。但我自己在这个问题面前并没有停下来，30年间，有过反反复复的思考。最近两三年来，由于参加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心线索问题的讨论， 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才逐渐得到明确而趋于具体化。应该感谢这个提法的先驱者和当前讨论的参加者对我进行思考的启发和推动。个人的思考是没有完结之日的，讨论的启发力量也是无穷尽的。因此，对面临未尽解决的问题，我总是抱着思考再思考的态度．对同志们的批评指教，我总是怀着感谢的心情。希望讨论能深入下去。
以下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现在的看法。
一
首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上升的社会还是一个沉沦的社会，这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前提。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学术界实际上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走下坡路的社会，即所谓沉沦观。另一种意见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走下坡路的一面，同时又有走上坡路的一面，即沉沦与上升并存观。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走上坡路的社会，这可以称之为上升观。
我的看法基本上属于第一种意见。我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当然，我也从经济的角度上考虑。但是局限于经济是不够的，必须把视野扩大到政治领域。我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根据是：近代中国是受入侵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而不是受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之所以是一个向下沉沦走下坡路的国家，而不是一方面走下坡路、另一方面走上坡路的国家，更不是一个整个社会都在走上坡路的国家，原因是：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两个主要矛盾一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扭转这个方向，使中国由下坡路转向上坡路，但是没有成功。
沉沦、上升并存观注意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但是没有勾画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向，变成了一只脚走下坡路、一只脚爬上坡路的低度可行状态。上升观虽然勾画出了一个总的发展趋向，但是它却与近代中国的实际历程，不相符合。如果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的整个中国近代时期都处于上升的阶段，那么，1927年以后的历史，就将无法予以正确的解释。因为那时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已经先后出现。中国境内同时存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截然不同、然而却都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那么，十年革命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动因，显然统统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不同意沉沦观论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沉沦观把近代中国的历史说成一片漆黑，毫无希望；是认为沉沦观无视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无视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这显然是一个误解。①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事实就与此相反。正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所以才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兴力量在艰难中的奋起；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一个沉沦的社会中诞生，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才面临着奋起的艰难。如果中国已经是一个上升的社会，那么，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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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注意到，最近有的学者对洋务派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关系，作了积极的评价，但也承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新近有一篇文章认为李鸿章“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河”，“抉择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基础。但同时也承认李鸿章始终未能完成上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也未能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指出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沉沦观不可取”论者的思考。
级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也就失去了历史的根据。指出中国近代历史的沉沦，正是要说明在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必须另选途径的历史必然。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正是从这一论证中得出的合理结论。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更不能由此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把这一主线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本身的规定的。
二
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看来大多数学者还是能同意的。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地方，是在提法上。我同意的提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与之相对的提法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当然可能还有其他。
提法的不同，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对中心线索的理解。在我的心目中，中心线索就像一支糖葫芦棍，是贯穿事物整体的一条主线。通过这条主线能更紧密地联结主体的各个部分，更好地认识主体。一部历史，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有没有中心线索，形象地说，就看它是像一串糖葫芦，还是一口袋土豆。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中心线索，就不止是单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状况的描述，如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微弱发展、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等等，而应该提到理论的范畴中来，提高到质的分析的水平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个提法，我个人认为基本上符合这个要求。在我的设想中，这样一个提法，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即提发展时要着重分析和研究它是怎样发展的；提不发展时要着重分析和研究它为什么不能发展。这两个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观察点。因此，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我们需要观察的，决不是只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本身。我们的视野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加开阔。
章开沅同志提出了一个主线与主体的概念，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状况具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如果对农业经济不作深入论析，就谈不上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而且也很难更为全面、深入地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见解。回答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手之处。
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有所增长，租佃关系的形式和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也有所变化。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似乎在向农村渗透。但是，有两点基本事实是铁定的。那就是土地的阶级分配结构和地租的剥削率，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二百年间，基本上没有变化。保存至今的18世纪前期直隶获鹿县91甲的土地占有资料，表明当时当地的地权分配结构，和20世纪30年代农村不少地方的地权分配结构，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受到中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地租剥削量虽然没有全面的数字，但“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耕力所取偿，或勿与输于人者钧”①。这两句有代表性的话，一则泛指清代初期，一则见之于清朝覆亡之际。这就是说，中国农村封建经济的根基，二百年间，丝毫未动。在这种条件之下，企图近代中国也像日本明治时期那样，从农业产出中吸取资金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起飞的动力，那只是一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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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运甓(黄侃)：《哀贫民》，载《民报》第17期。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以现代产业的原始积累求之植根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于缘木求鱼。
由此可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正是要求把视线投向“长期滞留于封建结构的农业经济”，这不仅因为广大农村是工业品的市场，是工业所需原料和劳动力的供给者，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农业生产是原始积累的最终来源。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条主线的提出，不仅要求我们把目光投向广泛的经济基础，而且要投向各种层次的上层建筑。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也是不相同的。在日本，正如章开沅同志引述张謇所发的感慨：那里殖产兴业，“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所不可”。中国则反过来，中国的近代产业，如果有一个殖兴的机会，那往往是国家无力图之或无全力图之之后。举一例以明之：以前人们常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民初之所以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暂时撤退。这当然不失为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根据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1895—1927年中央政府的控制削弱，私人资本主义倒有一定的发展”①。而当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的后期、官僚资本极度膨胀之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相对国民党统治前期的30年代而言，可以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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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杜恂诚同志研究的结论。国外学者中，美国的小柯拜尔(Coble．Parks M．，Jr)在1980年和李达文(Edmond Lee)在1987年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参阅小柯拜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Thc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C NationalistGovermolt，1927—1937)，1980年版，第20页；李达文：《条约口岸的政治、投资与经济发展》，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2页。
由此可见，不但在中国资本为什么不能发展的问题上，而且在资本主义怎样才能得到一些发展的问题上，都有同样的因素在起作用，需要一个同样的广角镜。
这里顺便谈一下对发展和不发展的理解问题。我的确这样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许多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许多研究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本世纪20年代有较明显的发展，在抗日战争前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些都是事实，这些研究都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我的原有看法。且不说发展与不发展的交替情况如何，将近百年的发展最后所达到的水平如何，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同样不能局限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本身，它同样需要一个正对全国经济的广角镜。在这方面，现有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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