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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工期发表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对我前此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点商榷意见①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我对自己的很不成熟的看法能够得到及时的反应感到欢欣和鼓舞。这种真诚的学术讨论给了我一个反思的机会。因此，我想再进一步申述我的想法，请李时岳同志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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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李时岳同志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概念”。“弄清这个根本性的概念”，关系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趋向”和“基本线索”的把握。我是完全同意这一论断的。这个问题，应该提到这样的高度。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是什么，它贯串着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线索?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根据我所理解到的李时岳同志的意见，108年的中国近代历史，有两个发展趋向或反映这个趋向的线索：“反映半殖民地化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①。他又说：“我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不过，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②这里所说的“社会经济的变动”，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李时岳同志的这个看法，比单纯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自然是前进了一步。但是这样一个两分法，在我看来，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能够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向，没有指出一个总的线索，也就是没有明确提出贯串108年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
李时岳同志说：中国近代史有向下沉沦的一面，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又有上升的一面，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言而喻，在封建社会中新生的资本主义，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具体到中国。却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原则，需要进一步联系中国历史环境。作出分析和论证。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地说，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先天不足，指的是：它的发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直接发展；后天失调，指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未老先衰，指的是：它有所发展，但又不能顺利地、充分地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才是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如果把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或者说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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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同上。
“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一面。而为李时岳同志鉴定为“缺乏鲜明性”和“胡乱配搭”的其他提法。如“半独立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或“半独立半封建”等等，都不能恰当地表达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主线。李时岳同志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补充的是：革命任务的规定，离不开贯串中国近代历史的这条主线。
如果这个总的前提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意，那么李时岳同志文章中的一些异议。就比较容易解释。①例如李时岳同志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然后发问道：“封建社会解体，发生了资本主义，说明社会的进步，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如果不是这样，“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岂不毫无意义”?这样的提问，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这一方面看。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现实看，那就未必尽然。这里面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评价，一个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评价。撇开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不谈，抽象的资本主义当然要比封建主义进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是上升而不是沉沦。但是一旦结合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结合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结合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真正发展的历史过程，局面就和前者完全不同。这里丝毫没有否定“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的意思。相反，指出中国历史的沉沦，正是要说明在近代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是多么艰辛而难以实现，正是要人们记取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进行艰苦奋斗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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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引文．均据《历史研究》1988年第l期。不一一注明。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联合统治，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根本原因。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封建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这个变化，没有达到否定这个联合统治的程度，这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我说：君临近代中国的，“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又加上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一点，李时岳同志又有异议。我曾引过一个世纪以前一家报纸上登载的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一封信，信中说了“本道与贵总领事同官斯土”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可以用来反映中国封建政权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李时岳同志表示不能同意，认为这是把“同官斯土”读成“共管斯土”，是没有根据的引申。为了符合李时岳同志所要求的严格的科学精神，我愿意放弃这个比拟，不强作引申。但是放弃这个比拟，不等于放弃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政权在近代中国的联合统治这一论点。因为不须加以引申的直白，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是所在多有的。还是引用一条报纸上的记载吧：1899年7月31日上海的一张外文报纸上，登载了当时的上海县太爷给上峰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就直白地说：“上海是由外国人和中国人联合统治的(Shanghai is jointly governed by foreigners and by Chinese)。”①我想，对解除李时岳同志的疑惑而言，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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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99年7月31 日, 第231页。
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之所以要着重指明君临近代中国的，不是取代封建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事实上也没有能取代)，而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又加上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只是要强调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和不发展。也就是强调李时岳同志所指陈的近代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但何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在这里，我和李时岳同志的意见，并没有出入。这是我们共同承认的历史现实。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同官斯土”，这只是一个形象性的比喻；近代中国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这也只是一个形象性的比喻。李时岳同志声言要拿出“事实基础”来，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想，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就是最好的“事实基础”。认真地研究这一事实基础，是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者面临的严肃任务。只要我们认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沉沦局面，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李时岳同志诘问道：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历史的沉沦，“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哪里”。“‘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这是不难解答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还有什么言辞能比庄严的国歌，更好地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沉沦和前进力量之所来自吗?
漫漫长夜是有尽头的。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明确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方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明白无误地指明了这个方向，而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恰恰模糊了这个方向。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一条主线，也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全部命运。对于这一个概括的命题，需要作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首先，应该明确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将近百年的风雨经历中。是有过有所发展的一面的。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现代企业起，到1927年国民党的统治开始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先后设立了3000多个工矿、交通和现代金融企业。①其间在本世纪初收回利权的运动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还形成了两个小小的高潮。到国民党政府统治中期的1933年，散布全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单是工业一项，合乎当时国民党的工厂法的大小工厂，为数在3000以上。②完全可以断言，没有一定的发展，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
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风雨经历中，又有备受压抑不能发展的一面。而且在发展与不发展的交织中，不发展的一面处于全过程的主导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到国民党统治中期的193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这里举两个宏观方面的统计：一是中国现代工业生产，除去外国在华工业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的6％；一是现代矿业生产，连土法生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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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杜恂诚同志的统计。见杜著：《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统计附录。
②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二部第三章．第一表，中华书局1947年版。
内，一共只占国民生产的1．2％，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在外国资本控制之下。①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历程之所以如此坎坷。根源来自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不是在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而主要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影响下出现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也不是中国原有的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在为外国洋行贸易服务的基础上重新编制的。中国的现代银行资本，无论是中国原有的旧式钱庄本身的转向，或是新式银行的组成，都不是出自中国产业资本自身发展的要求，都不是从属于本国的产业资本、以产业资本的运动为基础。这是一条不正常的道路，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后果。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最终又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而不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特征。
当然，中国资本主义在各个阶段的状况各不相同，应作具体分析。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不能作绝对的、一刀切式的理解。比如，在国民党统治的1935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当时的民族工商业陷人“破产半破产的境遇”②。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投向国民党的动摇性而发，带有很大的策略性。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作绝对的理解。不能据此断言：在国民党上台之后，所有的工商企业，不是破产就是半破产。作这样的理解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原意。但是．能不能据此就反过来断言这个时候的民族工商业就有一个顺利的发展环境呢?这个时候的民族工业就有了蓬勃的发展呢?是不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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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一部第二章；第二部第三章。
②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仕1964年版．第140页。
以像有的研究者那样对如实地反映情况、如实地说明那个时候的民族工业没有真正发展的机会，就指摘为“传统见解”而加以忽视呢?①当然不能这样。
的确，所谓“传统见解”的研究基础“是意外地脆弱”的。我们不讳言“研究的贫乏”。现在也有许多学者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无论是修改传统的看法，或者是加强传统的看法，只要是通过认真的研究，都是值得欢迎的。在统计资料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在没有立论的统计数据以前，是不是可以倾听一下当时民族工商业者的呼声，作为我们立论的一个旁证呢?我看这不失为论证之一道。人们现在经常提到中国现代工业中坚中的中坚一一棉纺织业中的荣家系统，把它作为发展型的民族工业典型看待。应该承认，在民族资本现代工业中，荣家企业的发展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前10年中，它是不是就有一个非常顺利的发展环境呢?不妨听听当事人自己的话。这里有1934年6月12日荣宗敬写的一封私人信，信上说：“弟经营纺织业三十余年，困难未有甚于今日者。外厂竞争，外货倾销，农村破产，纱销呆滞，而所担负之统税、利息两项，年在千万以上。现状如斯，何能持久?”②这不是凭空捏造的，其中包括很多对当事人说来是非常惨痛的事实。在种种惨痛事实的教训面前，整个纱业资本家的代言人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中国纱厂业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回答道：“痛痛快快的说，中国纱厂业的惟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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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② 《申总函稿汇登》，转见《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2页。
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一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变化以后。”①纱厂资本家通过亲身的经历而吐出的苦水，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把它擦得一干二净，不露痕迹呢?
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亲身感受，不需要别人的任何附加。应该附加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实际上不限于20世纪的30年代，也超出了民族资本家的范围。这里同样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发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的20世纪初期，官僚兼资本家盛宣怀在清王朝行将覆灭的1909年，就曾对外国在华设立卷烟厂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过这样一段话：“前三年宣怀曾纠集华股赴部注册购机，在沪设厂。乃为英美公司跌价倾轧，尽数亏折。并闻华商大小20余厂，无不亏累停止。盖英美烟草公司资本甚巨，不惜重资招摇垄断。”“喧宾夺主，莫此为甚。”②另一发生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的1947年，上海著名的青帮首领、当时顶着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招牌的杜月笙，在这家银行成立50周年的时候，结合银行的历史说过这样一段话：“洋商势力渐由通商口岸而伸人内地，华商降为代理行，经手取佣而已。”③说话的这两个人，都不存在丑化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问题，难道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还要落在这些人的认识以下吗?
总而言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要想中国资本主义有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不发展又是事物的主流，这个结论不是单纯用“传统见解”四个字就能够加以勾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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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报月刊》第4卷，1935年2月第2期，《我国纱厂业的致命伤在哪里?》。
② 《盛宣怀未刊信稿》，1960年版，第188页。
③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通商银行1947年印，第33页。
李时岳同志说：“半殖民地地位确立和半封建社会形成后的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接着又说：“在半封建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为埋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提供了可能，并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曲折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同时结束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这基本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即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判断，从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看，资产阶级力量是在不断增强的；从资本主义不发展这个主流看，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又是软弱的。必如此才能正确地引出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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