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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海运是晚清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牵涉面极广，头绪繁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难免存在某些偏颇。现根据档案等资料，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辨析，以期获得新的进展。
一
张恩骏在编写“轮船招商局大事纪”时[1]，称同治十二年（1873），“直督、苏抚奏拨漕米30万石，交由本局承运”。也就是说，他认为，本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30万石。此说误。
按：轮船招商局是在李鸿章等人的极力呼吁下，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2]。轮船招商局创办伊始，既缺资金设备，又无管理经验，更为严重的是，它还面临着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当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控制着我国内河的主要航线，招商局一成立，旗昌即与成立不久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停止了互相倾压，共同以降低运价为手段，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为了扶植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多方努力，试图让其依靠运输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漕粮来获取利润，渡过难关。因为有和沙船等传统木帆船共同运输的问题，李鸿章经考虑后慎重规定，两者的分配比例为“沙八轮二”[3]。
江苏当局对此表示支持：招商局创办伊始，各口贸易未能即时兴旺，自宜遵照原议，先行试运江浙漕粮。招商局有轮船三、四号，如每月装运2次，核计正月至五月，共可装海运粮米20万石，江浙两省当按此数“照拨”[4]。随后，李鸿章旧部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特意奏称，本年江苏系拨漕10万石交招商局承运[5]。到十二年二月，轮船招商局之“永清”号轮船，已经将首批漕粮9000石，外加各耗共米1万石，运往天津[6]。
浙江也是照此办理，他们交给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同样为10万石。在其上奏的浙江海运章程中，则有如下说明：“因商船缺乏，请以轮船试装漕粮，惟到津剥验均宜迅速，以便转运。”[7]本年浙江的漕粮承运情况如下：
放洋日期 类别 正耗米
总计 轮运 商运
正月二十六 头批 210200 30500 179600
二月十八 二批 140860 30240 110620
三月十二 三批 102640 36800 65830
合计 453700 97540 356050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三月十九日，浙江巡抚杨昌濬折。
除了正耗米，再加上商船耗米等杂项，正好是10万石。本年江浙两省共交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应为20万石，那么，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问题出在江北漕粮身上。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得到了恢复，但清廷中主张河运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为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江北淮、扬、通三属及徐州地区的漕粮，分别在同治三年（1865）至四年、九年至十一年，进行着数量不等的河运[8]。同治十二年，江苏也打算将丹阳和金坛采买的粮食2万石交由河运。只因黄河改道之后，年久失修，运河淤塞，沿途浅阻，河运颇不划算，江北漕粮一度有改行海运的计划。江苏顺水推舟，“仅此区区2万石之数，更不必冒险独行”[9]，撤消了海运的计划。
对于江北欲行海运的打算，刚刚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极为动心。朱其昂向张树声禀请，轮船招商局现有轮船3艘，每月运漕2次，每次装米3万余石，自正月至六月，共可运米30余万石。江浙两省已经答应拨给轮船招商局漕粮20万石，尚有10余万石的运输能力可资利用，合之江北起运米数相符，“不致临时贻误”。张树声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不料朱其昂因购船之事出现周折，担心赶办不及，又特向李鸿章求情，要求将此10万石漕粮退回。张树声极为愤怒，甚至怀疑轮船招商局有无能力承运江浙的20万石漕粮[10]。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再次上奏，表示江北各属漕粮10万余石，仍将恢复河运[11]。到三月份，两江再次奏称，江北河运米106808石4519勺，外加船户耗米4272石2583勺，已于正月十七日开行[12]。
由此可知，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不过系朱其昂等人最初所讨论的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数字（江苏、浙江及江北各10万石），而非轮船招商局最终承运的数量。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会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说，“现仅分运苏浙漕米岁20万石，沾润较少”[13]，但这是怨不得别人的。
二
《清史稿·漕运》称：“（同治）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江西、湖南寻停。”[14]此说不确。
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漕运活动停顿下来。这几省的重新漕运，始于光绪元年（1875年）。但在此之前，有关各方已经做好必要的铺垫。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清廷再次要求湖广恢复漕运制度、起运本色漕米，湖广总督李瀚章仍然反对，但此年的反对，却成为以后几年湖北采买米石的开始。李瀚章表示，湖南、湖北两省起运本色，虽京仓能多收米石，但京外就会少数十万两可用之银。他指出，此时京仓既可支持，自是银重于米，“如将来需米之时，可否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15]也就是说，在轮船招商局办有成效后，他已经准备让轮船承办此事。
同样，在经过多年的抵制后[16]，同治十三年，江西亦表示，既然湖广运津漕粮由轮船招商局包运、包交，江西拟亦仿办[17]。巡抚刘坤一还私下称：“农部止知江省米色较低，米价稍贱，不思水路如此之远而且难。”但他也看出，“此次部文似难空言搪塞”[18]。李鸿章则竭力为轮船招商局争取生意。他给刘坤一写信，声称江西丁漕全征本色万做不到，然须稍为通融。若一意坚持，无颗粒运京，“既非公忠体国之道，终必有变本加厉之时”。轮船运米能力极强，现在招商局所运米数无多，江西若能办漕，米数渐增，添船渐多，“国计民生均大有裨”。如江西愿意采买粮米，或自在本地采购，或交招商局代购，杂费至多不过江浙采买之数。如能仿江北运漕之例，折征于民，办运于官，先期奏明，“廷议当准行”[19]。
光绪元年，江西漕粮开始办理海运。据巡抚刘秉璋奏报，本年江西漕粮系由朱其昂赴苏州、常州等处采买米87780石，其中粳正米2万石，剥船食耗米230石，新增剥耗米115石，共20345石；籼正米6万石，剥食690石，新增剥耗米345石，商船耗米4800石，共65835石。采买之价，粳米每石为库平银2两45分，籼米2两35分，合共用库平银208477两5钱。这批粮食均由招商局轮运赴通[20]。
湖南巡抚王文韶也称，本年湖南试办本色米2万石，系由盛宣怀主持，在漕粮正款项下动用库平银26000两，“由海运津”[21]。具体米数，则为正米2万石，商耗米1600石，剥耗230石，新增剥耗米115石，共21945石。用银51570两75分，每石合银2两35分[22]。同样，湖北亦采办3万石正耗。具体的开销，据湖北巡抚翁同爵禀报，在3万石正米之外，外加商耗2400石，剥食345石，新增剥耗米172石5斗，共32917石5斗。每石合库平银2两35，共77356两125[23]，其价目与江西和湖南的完全相同。
光绪元年以后，江西与湖北两省的漕粮海运情况如下：（单位：万石）
朝年 公元 省份 数量 资料来源
光绪二年 1876 江西 8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十月初三日，江西巡抚刘秉璋折。
湖北 3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十月初四日，署湖广总督翁同爵折。
光绪三年 1877 江西 8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刘秉璋折。
湖北 3 《朱批奏折》光绪三年九月初六日，湖广总督李瀚章折。
光绪四年 1878 江西 6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初二日，江西巡抚李文敏折。
湖北 3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年九月初四日，湖广总督李瀚章折。
光绪五年 1879 江西 6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初二日，江西巡抚李文敏折。
湖北 3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七月二十日，湖广总督李瀚章等折。
还需要说明的是，从光绪六年起，江西漕粮海运的活动才完全停止。湖南虽然自光绪元年后就停止了漕粮海运，但从光绪十一年起至光绪十八年，它却又一度恢复过每年海运3万石的行为。[24]
通过以上史料可知，前引《清史稿·漕运》中关于这几省起运漕粮的分析存在着以下几点模糊：其一，江西、湖南与湖北均系从光绪元年起承办漕粮海运，其时间表述应该统一，否则极易给人留下江西于同治十三年起运，湖南、湖北则于光绪元年起运。其二，关于光绪元年这几省的起运数量，其描述亦应统一，或称江西、湖南、湖北各采办（采买）漕粮8万石、2万石和2万石，或称各采办正耗米81380石、20345石和30517石5斗。其三，光绪元年以后，“江西、湖南寻停”的说法，应当删去，否则即须指出，是“湖南寻停”，且以后又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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