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是整个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要使这一研究富有成果，就需要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资产阶级的产生，严格地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式确立之后。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能产生资产阶级，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过去有过比较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讨论中对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市民等级，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是否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以后。

*本文系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作。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

一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城市厂商行业的变化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城市的工商行业，从各种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到金融高利贷中的钱庄、票号、银炉、当铺，从行商、坐贾到经纪、牙行，都有各自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经营传统。它们各自保有的传统业务和经营方式，只有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才发生了它们从未经历过的变化。它们的传统经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发生直接的冲突，面临着阵地日益缩小的前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和西方的入侵发生直接的冲突。相反，不少行业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后，发现自己原来的传统业务和经营很容易转向适应入侵者的需要的轨道，从而有可能相应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一天一天地走上为侵略者服务的道路。

交通运输业中的海运和银钱金融业中的钱庄，就是代表两种不同遭遇和命运的典型。

中国的沿海贸易和运输，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交通运输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海运的大小帆船，散布在沿海各口岸，数以千计。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他们原来经营的沿海贸易和运输，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国入侵者的干扰。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入侵者向北部的扩张及其对沿海转运贸易的非法攫取，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40年代中期，当外国侵略者还没有大规模插手中国沿海转运贸易的时候，经营传统沿海贸易的中国帆船已经开始感受到侵略势力的威胁。在福建沿海，不论是已开口岸的福州、厦门。还是并未对外开放的口岸，都充斥着专门转运中国货物的外国划艇。①当时有人说：厦门开埠以后，闽省即“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②，这虽然不是专指中国货物之转运而言，但中国沿海帆船业者所受的影响是可以概见的。

进入50年代后期，当轮船日益取代帆船的运输以后。这种威胁给人们以更加明显的感受。《天津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上海以北1500英里的沿海贸易，把中国大部分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商船的手里。南方的福州是这样：19世纪60年代中期由福州运往中国其他口岸的货物，已有1／3改由外国轮船载运。③由其他口岸进入福州的中国商船，则减去不止一半。④北方的牛庄也是这样：在开埠以后的1862年，牛庄进口的外国商船，包括轮船和帆船在内，一共是86只，27000多吨；3年以后(1865)，激增至274只，91000多吨。⑤与此相对照，60年代下半期，来到牛庄的中国沙船减少1/3以上。⑥所有这些，都是6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帆船运输业面临严峻局面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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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以下简称wrght)，1950年
版，第203页。
② 邵循正：《1845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第26页。
③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 以下简称 Commercial Reports), 1865--1866, 福州，第40页。
④ 同治五年六月十三日，英桂奏，清代钞档。经济研究所藏。
⑤ Chincsc Imperial Mahtime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以下简称Tradc Reports)，1865年，牛庄，第13—14页。
⑥ Commercial Reports．1869—1870，牛庄．第94页。



和航运业中的帆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业中的钱庄。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信贷机构之一。它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分布也比较广泛。钱庄或钱铺的名称，在明代的小说、笔记中就已经常出现。在上海，至迟在18世纪中叶，钱庄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它所签发的即期和远期庄票，有很高的信用，得到商业界的普遍接受，给商人调度资金、融通信用以很大的便利。在福州，当这个商埠对外开放时，西方的入侵者发现整个市上的钱庄达到百家之多。①一般大宗交易的媒介，基本上是当地银钱业发行的票据。②宁波的钱庄，很早就实行了节省解现的过账制度。凡与钱庄有往来的商人，成交买卖，只需在钱庄过账，互相抵划，不必过手现银。③在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城中，钱庄发行的钱票也得到相当广泛的流通。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钱庄在调节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钱庄的这种作用适应了西方国家推销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需要，因而很快地受到外国入侵者的注意和被其利用。

以上海的钱庄为例，在开埠不久的40年代中期，刚刚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就注意到钱庄庄票这样一个方便的支付手段而开始加以利用。进入50年代以后，庄票已经比较普遍地被外国洋行接受，作为结算的工具。许多经纪对外贸易的掮客，都以资力比较雄厚的钱庄所签发的10天或20天的期票作为收取货价的凭证④。这时如果钱庄拒绝提供例行的方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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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Returns of the Trade of the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 1846. pp. 20--21.
② R. Fortune, 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1935
年版，第243页。
③ 戴枚等：<鄞县志)第2卷，1874年版，第6页；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1960年版，第122页。
④ 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Herald)，1858年6月12日．第182页。


国商人的货物就难以成交，中国的经纪和掮客也将束手无策①，到了60年代，外国商人使用庄票的场合更加普遍。有些洋行在招揽生意的广告中，公开宣称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庄票或其他合格票据”②。如果说，50年代还只有大钱庄的庄票具有合格的支付能力，那么，到了60年代已经普及到所有的大小钱庄。对外国商人来说，那时接受期票支付货款，远比用卖了货的现款再来进货要能销出更多的货物。③
随着钱庄与外国洋行联系的加深。钱庄的资金来源、营业对象和业务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以前钱庄周转的对象是沙船上的国内土产，那么，现在则转向出口丝、茶．进口棉纺织品和鸦片；如果说，以前和钱庄打交道的主要是沙船业主和其他旧式商人，那么，现在就新添了为洋行接洽生意的买办、经．纪和掮客；如果说，以前投资钱庄的人物主要是中国的旧式商人，那么，如今在他们之外，又出现了为洋行服务的买办和各种各样的买办化商人。一句话，在钱庄身上，除了原来的封建社会加给它的烙印以外，又开始加上了一层殖民地的色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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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842--18541953. p. 403. S. C. Lockwood, 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 1858--18621971. p. 130.
② Herald，1862年3月1日，第34页。
③ Commercial Reports，1869—1871，汉口，第192页。
④ 当然，也要看到通商口岸和内地钱庄的区别。且不说偏僻内地和上海的巨大反差，就拿北京和上海比较，钱庄和外国银行的关系，也不一样。一直到1885年，汇丰银行提出在北京设立一代理行，由于选址是在北京钱庄集中之区．遭到钱号的反对。结果汇丰只得迁移到使馆附近，从天主教堂租得一区之地，方始平息。而在此以前。怡和洋行也有此计划，但不敢明设。而是冒用同裕隆(Tung Yuen Lung)钱号的名称。参阅F.H.H.King：Thc History ofthc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卷1．第525页。


出现于航运和金融业中的不同情况，在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中也同样存在。总起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从而走向衰落，甚至遭到淘汰；一是转而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从而得到保存，甚至还有所发展。从入侵者这一方面而言，它对入侵道路上的碍障固然要加以打击和扫除，但对能为它所用、受其操纵指使、以收更大的掠夺实效的。也不排斥对它们的扶植和利用。而无论打击、排挤和扶植利用，它的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适应它的侵略需要。这个过程，正是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

二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

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而引起的中外商人关系的变化，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从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所要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中外商人关系的种种表现，决定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一般地说，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排挤打击的中国商人，对入侵的资本主义采取抵制禁拒的态度；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需要的，则采取迎合效力的态度。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一个总的趋势。

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同一行业之中，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乃至个人之间的际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例如，同属旧式金融业，重点在北方和内陆的山西票号和重点在通商口岸的上海钱庄，它们的际遇就不一样。当钱庄在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转人为它们服务的轨道时，票号却走上结纳权贵为封建政府服务的道路。在它的汇兑业务中，京饷、协饷等官款的汇解，占据重要的地位。它虽然参与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的商业汇兑，但一般不和外国洋行发生直接的金融联系。同样，中国封建社会中专营经纪的牙行，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一部分遭到淘汰，一部分则适应外国入侵者掠夺原料、推销成品的需要，作为中间媒介，成为压榨小生产者、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工具。60年代通商口岸一些华商栈号用来与外国洋行打交道的掮客，实际上他们原来就是经营牙行的经纪老手。①

在说明这种分野的问题上，中国的大豆转运贸易和大豆的加工生产，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我国东北主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从两方面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注意：一是大豆的沿海转运贸易，一是大豆的加工生产。

被称为豆石的大豆沿海转运贸易，是中国传统的沿海转运贸易的大宗，也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帆船业者和运输工人赖以为生的传统行业。当60年代初期外国轮船侵入豆石转运贸易之时，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原有的豆石贸易的参加者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进行抵制的大量事实。上海从事豆石转运贸易的沙船业者首先起来反对，甚至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以求沙船利益的保全。②而牛庄、登州两处的大豆商人，也利用行会的势力，对大豆的贸易条件和价格结构，进行全力的控制，力图把这一传统贸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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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orthChina Daily News(以下简称Daily News．)，1867年3月23日，第2727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第32卷，同治朝，1930年版．第20—21页；Wright，第4n3—4f14页。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活动。

还在豆石转运贸易全面对外开放以前，在原有的中国商人中间，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走上了另外的方向。他们不是对抗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而是使自己的活动适应入侵者的需要。当外国商人在登州一带进行非法的豆石走私的时候，那里就出现了中国商人的配合活动。这种走私，常常是由中国商人出面，在登州运载豆石出海，然后在口岸辖区以外的海上，将豆石转交给走私的外国轮船，从中分享走私的利益。“在这里，中国商人实际上是外国非法走私的从犯，而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是利用外国轮船运输的优越条件，以达到获取优厚利润的目的。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当豆石贸易完全对外开放以后。在外国船只航行速度和吨位运费远较中国帆船优越的条件下。中国沿海的豆石转运贸易，会愈来愈多地为外国商船所掌握。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以豆石贸易最大的口岸牛庄为例，在开关以后的三年中，进口的外国船只由86艘增加到274艘。其中绝大部分是出租给中国商人，进行沿海转运贸易。例如，在1865年进口的外国船只中， 由中国商人租雇的，几占90％。②与此对照，原来有两千余号以运载豆石为专业的沙船，此时只剩下四五百号。③所有这些，都是在上海沙船业者向清政府要求禁止华商雇用外国轮船运销豆石，以求保全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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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 Dea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The Diplomacy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1860—1846，1974年版，第82—83页。
② Trade Reports，1865年，牛庄．第14页。
③ 《海防档》．1957年版，购买炮舰，第861页。


出现在豆石转运贸易中的情况，同样存在于豆油豆饼的加工牛产中。

外国资本之入侵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是在豆石贸易全面开放之后的第5年。中国土地上非法设立的第一家外国大豆加工工厂，是1867年英国怡和洋行在牛庄建立的榨油厂。①终19世纪之世，外国在华兴建的油厂。前后计有3家。除牛庄怡和之外，汕头怡和(1880)②和牛庄太古(1896)③各有一家。

在大豆加工生产中所反映的中外商人之间的关系，和大豆转运贸易中的关系，几同出一辙。牛庄怡和油厂成立以后，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工厂“不能和本地豆饼作坊有同样便利的条件购买大豆”。④当工厂老板想绕过中间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收购以降低成本时，他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亟力反对”。毫无疑问，反对是来自控制豆石供应的中间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开工不过两年，便宣告倒闭。

不仅如此，在牛庄怡和洋行油厂存在的短短两年中，还发生中国手工榨油业者和外国油厂相对抗的事情。

和大豆商人行会一样，牛庄的手工榨油作坊原来也组织在手工榨油业的行会之中。外国榨油工厂的设立，是对他们的利益的直接侵犯。他们联合起来，竭尽全力阻止怡和洋行油厂雇用原来在油坊中的手工工人。1869年一年之中。油厂一连出现两次工人罢工，都多少受到他们原来的主人一一手工油坊老板的影响。工人的罢工，实际上是“本地人不让它开工”⑤。工厂中的劳资冲突，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工厂和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作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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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ily News，1868年10月29日，第4707页；Commercial Reports．1869年，牛庄，第89页。
② Commercial Reports。1882年，汕头，第113页。
③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The Soya Beans of Manchuria (以下简称 SoyaBeans)．第22页。
④ Trade Reports.1866年,牛庄，第107页。
⑤ C．Beresford．The Breakup of China(以下简称Beresford)．1899年版，第70页。


但是，和豆石的转运贸易一样，在豆油、豆饼的加工生产中，人们同样可以看到：一方面有旧式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反对，另一方面，同时又有买办和买办化商人的依附。

就从上面提到的三家外国油厂来看，它们在创办的时候，无一不企图利用中国买办和商人的力量。牛庄怡和洋行油厂除了有专门的买办为之奔走以外，还和一家经营油坊的著名广东商人有着多年的交情。o汕头油厂也是如此，它的主持人和主要股东，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牛庄太古洋行的油厂，同样是这样，它的老板在1893年开始筹办时，就想在本地中国人中间找一个名义上的老板，让中国人出面，以逃避中国法律的限制。而1896年创办以后，却传闻厂权为中国人所有。②该厂有中国人的股份。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由此可见，同一豆石转运贸易，从事转运者和从事贸易者就不一样。同一豆油豆饼生产，和洋行没有联系的作坊老板同依附洋行的买办和商人也不一样。大豆业如此，其他各业亦莫不如此。

正由于此，当时间进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生的70年代以后，中国原有的工商行业和集团，在对待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上，也自然而然地出现明显的差异。这就是下面要进一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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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ommercial Reports,1868年，牛庄，第6—7页。
② Beresford, p.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