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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和另一种信用机构——票号，在调拨资金上为商品流通起着促进的作用。
一般地说，钱庄和票号的业务内容和活动地区是有区别的。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间或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票号是以汇兑为专业的；有放款，也只贷给钱庄而不贷给一般商人。钱庄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而以上海为其活动的中心，票号则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极其粗略的，仅仅就其侧重点而言的。事实上，上海和汉口都曾经是票号在东南地区的据点，而华北各省也有钱庄在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从广州北移，以上海为盘踞的中心。于是，上海的钱庄便逐渐与外国势力发生了联系。在50年代，当太平天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期，票号锐意经营汇解饷需、协款和丁银，与清政府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一切商业上资金周转的业务几乎完全落到了钱庄的手中。在这种条件下，当外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国腹地伸展时，钱庄就成为它必加利用的工具了。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着重论述19世纪后半期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不过钱庄和票号的活动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票号。
一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从清政府手里取得了许多入侵中国的条约特权。但是，条约特权本身不能把外国制成品送到中国人民的手里。外国侵略者必须通过买办人物之手和各种商品流通的渠道，才能深入中国的内地市场。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人物就已经日益活跃起来，而中国原有的各种商品流通渠道也日益买办化。在这一过程中，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国钱庄的职能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钱庄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具备着调拨资金的职能。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钱庄在商品流通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上海，钱庄的庄票早就起着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商人在买卖豆、麦、花、布时，不仅可以用钱庄庄票支付货价，而且可以“到期转换”，也可以“收划银钱”①，可见当时钱庄庄票的用途已经很广。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埠的当年就有11家②，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③跟随洋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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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县告示碑》，江苏省博物院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5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页。
② 葛里芬(EAdon Criffin)：《飞剪船与领事》 (Clipper and Consuls)，密细根，1938年版，第257页。
③ 徐润：《上海杂记》，香山徐氏校印本，第12页。
来的有许多广州“旧日洋商行店散出之人”①。这是一批从事买办性商业活动的人物。他们在华洋商人之间，沟通买卖，保证信用，起着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所谓“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②，就是对他们的活动所作的写照。
在外国银行尚未进入上海以前，中外商人因贸易而发生的财务关系，通常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的。③这是钱庄和外国侵略势力发生关系的开端。
买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里开始形成的一个寄生的阶层。买办受雇于洋行或银行，有为洋行开展业务的责任。洋行买办必须为洋行提供各地商情，参预买主与货主的接洽以及预防商业交易上的损失；当中国商号(或商人)和洋行发生贸易关系时，买办必须为洋行了解该商号的信誉及经济力量④；如果与洋行成交的顾客是由买办介绍的，他必须是这个顾客的保证人；此外，买办还常常为他所代理的洋行周转资金⑤；等等。因此，洋行买办为便于经营大量的交易，与本地钱庄和商号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⑥银行买办则以探悉本地各钱庄、银号的财务情况为主要的职责，他对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银号之间的一切交易负有完全的责任。买办的收入除了每月工资之外，还有视雇主营业额大小而定的佣金和红利。资力雄厚的买办除了为洋行或银行服务外，大多还有自己独立的经营。他们或者开设钱庄(或附股于钱庄)，或者兼营其他商业。60年代以后，为数不少的银行买办是钱业中人转化过去的。这些人物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乃是钱庄职能买办化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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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二十八年两广总督徐光绪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第28页。
② 王韬：《瀛壖杂志》卷1，第8页。
③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海贸易方法的变化》，1893年11月24日，第818页(以下简称《捷报》)。
④ 包培：《论洋行买办制之利害》，甘作霖译自伦敦经济学报。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第38页。
⑤ 《捷报》，1901年12月11日，第1118页。
⑥ 威廉(S．W．Williom)：《中国商业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Cuide)，第162页。
例如，为大家所熟知而与李鸿章深相结托，被视为“洋务人才”的大买办徐润、唐廷枢之流，在他们任洋行买办的时期都是同时与钱庄有很深的瓜葛的。
根据徐润自己的回忆，他在1861年任宝顺洋行(LancelodDent & Co.)买办时，便已和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以支持他所经营的“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①。当这家钱庄在1862年闭歇后，他随之又在1864年与人合开协记钱庄。② 1868年，徐润离开宝顺洋行以后，主要的业务活动是经营宝源祥茶栈和地产公司。在收购茶叶的生意中，他在河口、宁州、湘潭、崇阳、羊楼洞等地都设立了分庄，以便于多方搜罗茶叶；而其地产经营则以上海为主。据说，徐润在上海“租界”及其附近地区就占有3000亩土地，盖有3000座房屋。③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徐润所需要的资金调度就是从钱庄方面取得支持的。例如，与地产公司有往来的钱庄有22家之多④，而宝源祥茶栈得钱庄通融的款项经常在200万两左右。⑤由于从钱庄方面能够得到如此重大的方便，使徐润即使在参预轮船招商局，并担任会办两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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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校印本，第5页(以下简称《年谱》)。
② 徐润：《年谱》，第13页。
③ 莱特(A．Wright)：《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TwentiehCentury lmpressions of Hongkong，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908年版，第540页。
④ 徐润：《年谱》，第55页。⑤ 《申报》，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九日(1883年11月18日)。
后，还不能忘情于钱庄的经营，以致在1875年再度与人合开了荣德钱庄。①
唐廷枢是从1861年起担任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在长江各口代理人的②；到1863年他就成为该洋行的总买办。③1880年7月他与人合伙购买了一只“南浔”号轮船(“Nanzing")交由怡和洋行代理。④在唐廷枢担任买办的时期中，他经常利用洋行和钱庄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商业活动。1871年，由于与唐廷枢有密切联系的三家钱庄陷于破产，使唐廷枢的资金周转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结果不得不亏欠怡和洋行达8万两之多。⑤也许是由于唐廷枢在钱庄中的力量不够雄厚的缘故，有些外国洋行的老板就曾讥笑他“只会吹肥皂泡，而不会制肥皂”⑥。
事实上在通商口岸像徐润、唐廷枢那样一身兼具买办和钱庄主(或钱庄股东)双重身份的人物一向就是普遍存在着的。
早在40年代，大买办杨坊就已在上海开设钱庄了。(Z)杨坊的密友丁建彰(Ting Kien Chang)本来就是在荣丰钱庄(Yung-Feng Bank)做生意的，后来则变成了伯德孚洋行(Bedford &Co．)的买办。⑧这个洋行的另一买办马罗山(Ma Loisum)也是一个“非常机灵的生意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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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年谱》，第21页。 ．
② 刘广京(Liu Kwang-Ching)：《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1862—1874》，(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62—1874)，1961年哈佛版，第143页。
③ 徐润：《年谱》，第58页。
④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3页。
⑤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3一144页。
⑥ 《怡和洋行档案》，转见刘广京，上引书，第144页。
⑦ 马士(H.B.Morse)：《太平天国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1927年版。第41页。
⑧ 马士：上引书．第28页。
钱庄老板”①。在50年代，上海李百里洋行(Shaw，Bland & Co．)的买办乃是当时协丰钱庄(Ya-Foong Bank)的大股东。②在60年代为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ai Banking Co．)担任第一任买办的王槐山也是出身于上海的一家钱庄。③在70年代，汇丰的另一大买办席正甫正是因为经营钱庄得法，才邀得汇丰的“青睐”④。同时，在席正甫当上买办以后，他仍旧与人合伙开设协升钱庄。⑤不仅如此，席氏家族中有不少成员如席立功、席聚星、席锡藩等大体上都是循着席正甫所走的道路，从银钱业者转化为银行买办的，而在当上买办之后，又复兼营钱庄。譬如席立功在90年代后，就同时是正大、裕祥、久源等几家钱庄的大股东。⑥
又如，在上海开埠之初便以大洋货号首创上海华商经营进口洋布第一家的湖州人许春荣与泰和洋行(Reiss & Co．)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大约在六七十年代，许春荣一面为该洋行推销洋货，一面又先后开设了阜丰等七家联号钱庄。这些钱庄虽然在中法战争期间都陆续倒闭了，可是到90年代，许春荣还是兼充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和花旗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两家的买办，而同时又与席立功合伙开设钱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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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士：《太平天国时代》(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第55页。
②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捷报》)1860年3月31日，第5l页。
③ 《申报》，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884年1月12日)。
④ 莱特：上引书，第540页。
⑤ 《上海钱庄史料》，第752页。
⑥ 同上。
⑦ 《上海钱庄史料》，第743—744页。
在70年代，另一个充任敦裕洋行买办的洞庭山商人严兰卿同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镇昌钱庄，其后又陆续在上海、苏州等地经营了七八家钱庄。并且，这些钱庄大多还是由这位买办独资经营的。①
在80年代，与上海沙逊洋行(E．D．Sassoon，Sons & Co．)颇有渊源的买办王宪臣是从钱庄出身转化为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 India，Australia & China)买办的。②另一个出身于钱商家庭的胡寄梅也是在长期经营钱庄以后成为中华汇理银行的看银师和买办的。③同期中，宁波商人许诗考(Sze Tsay Kor)在上海一家钱庄服务多年后，转营匹头生意，而后在1884年又转为上海义记洋行(Hollicay，Wise & Co．)的买办。④
到90年代，与上海的钱庄有联系的汇丰银行买办罗鹤平则同时兼开元隆钱庄⑤，他并且与广州的成德银号有密切的金融联系。⑥
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买办人物的活动情况也并无二致。例如，在天津，据说最老的一个洋行买办就是一个兼营鸦片生意的钱庄老板⑦；而任天津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 Co．)达15年之久的买办胡美平(Hoo Mei-Pin)同时又是上海天源钱庄(Tien-Yuen Bank)的股东。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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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45页。
② 莱特：上引书，第556页。
③ 莱特：上引书，第50页。
④ 莱特：上引书，第562页。
⑤ 《申报》，光绪十八年三月三日(1892年4月19日)。
⑥ 《字林沪报》，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892年4月17日)。
⑦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4年11月17日，第480页。
⑧ 《字林西报》,1885年4月15日，第347页。
又如在80年代，厦门一家最大钱庄源通银号的主人叶谅卿则依靠他的兄弟，时充厦门汇丰银行买办叶鹤秋的关系，在资金周转上得到汇丰银行很大的方便。①在90年代厦门恒宝源钱庄的一位大股东赵某同时也就是福州美打洋行(Mehta & Co．)的大买办。②
从上述一系列人物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在通商口岸的买办中，有许多人是同时兼具钱庄主(或钱庄股东)和买办双重身份的。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便利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而在另一方面，又必然把钱庄和洋行或外国银行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钱庄的职能严重地买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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