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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基本建设投资的前提和结构
1979年改革以前，由于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没有适时调整，出现了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轻工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重工业的发展。就轻重工业总产值指数进行比较，如以1952年轻重工业的总产值为100，则1979年轻工业为1105．3，重工业为3180．9。[18]结构失调的直接表现是市场上消费品的极度短缺，轻工业成了人们关注的“瓶颈”产业。
自1979年开始，中国大陆先后采取了改财政拨款为贷款，下放项目决策管理权限，建立经济调控体系，引进招标、投标等市场竞争机制，设立基本建设基金，成立国家专业投资公司和开征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投资体制改革措施，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化和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局面。
随着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陆对轻工业的投资迅速增加。加之轻工业具有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八十年代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重工业。如以1980年轻重工业总产值指数为100，则1990年轻工业为364．4，重工业为295．2。市场上的消费品迅速丰富起来，轻工业“瓶颈”消失了。同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不足的固有矛盾再次突出出来，其中铁路、能源、原材料压力最大，与其他行业迅速发展的要求相比，这些方面不仅是瓶颈，而且变为更细更长的瓶颈，严重制约着其它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不是自八十年代开始的，七十年代期间问题已经日趋严重了。以铁路为例，铁路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不断下降，1970年至1989年，铁路投资日益萎缩。1953年到1970年，铁路建设投资占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平均为10．2％，其中1963—1965年调整时期达12．3％，这一时期铁路运输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代铁路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的比重急剧下降，1971—1975年为10．5％，1976—1980年为6．4％。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铁路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持续下降，1981—1985年为7％，1986年为7．3％，1987年为6．8％，1988年为7．1％，1989年为6．0％。[19]由于投资不足，铁路网弹性系数和货物周转量弹性系数，以及电力能源超前系数都显著下降(详见表1、2)。基础设施已经与通货膨胀并列，成为掣肘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问题之一。
表1 铁路网弹性系数和影响周转量弹性系数[20]
项目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铁路网弹性系数 1．07 0．52 0．23 0．09 0．089
货物周转量弹性系数 1．06 1．09 0．71 0．58
注：铁路网弹性系数＝铁路营业里程增长速度／客货换算周转是增长速度
货物周转量弹性系数＝货物周转量年均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
表2 电力能源超前系数[21]
项目 1972--1979 1980--1989
电力 O．24 －0．29
能源 0．21 —0．39
注：超前系数＝电力（或能源：石油＋煤炭）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总产值增长速度－1
铁路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所产生的沉重运输压力下，不堪重负。运输能力远远落后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到八十年代末，承担大区之间物资交流主要干线的货运要车计划满足率只有40％，全路开行的直达旅客列车的区段，能力不足的占2／3以上，每年约有1亿左右的客是依靠超员运输完成其旅程的。由于与能源、原材料运输密切相关的铁路运力不足，每年损失的纯工业部门产值达1845—2492亿元，损失利税达289—390亿元；由于库存积压运不去，导致国营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减慢，每年多占用1100亿元以上，损失利税约220元。这两笔损失相加达500—600亿元。而我国1975—1985年10年间铁路累计投资仅387．93亿元。[22]如果每年以两笔损失金额的一半来修建铁路，我国铁路运输状况也不会落后到如此步！这是一笔大帐。
又据1993年初国务院研究室、国家体改委宏观司等举办的经济专家问卷调查，88．3％专家认为能源供应趋于紧张和非常紧张；91．7％的专家认为主要原材料供应趋于紧张和非紧张；97．7％专家认为交通运输状况趋于紧张和非常紧张。[23]
抚今追昔，历史的、现实的诸多资料证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始终是我国工业化、现代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即使在我国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后问题依然存在。改变了高度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市场体制调动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通过市场调节和配置资源，工业品发展不足的问题可以比较迅速地得到解决。啊基础设施和产业落后、投资不足仍在长期困扰经济的高速增长。
四、评估和前瞻
(一)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的“机船矿路”主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间还有1944年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在兰州和桂林组织过两次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当时朝野上下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就只有实行统制经济，甚至还提到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争论的焦点只是在于如何在统治经济下继续发挥民族私营经济有利的一面，起到相互补充作用“。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上安邦治国的议事日程。直至今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仍然是：资金、能源、原材料不足；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不协调，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严重滞后；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以致基础产业与设施被称为“瓶颈”，“卡脖子产业“，需要予以关照。[25]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出于姓“社”、姓“资”的社会制度原因，而是一个缺乏长期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需要。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工业化的国际环境有了根本的变化。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以后，面临着国际上发达经济和高技术的挑战。这既形成了直接采用最新的技术为“后起效应”的优势，又面对发达国家在许多领域的垄断地位，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能加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处处受制于人。而要加速工业化的过程，就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积聚资金投入到耗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产业和设施中，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底气”和“后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这种情况不应归结为非经济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畸形产物”，[26]而是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这在世界上也不乏先例。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实施的市场经济模式，它坚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运行机制，而在企业作为生产主体自主对资源配置作出的决策中，相当大程度包括了“政府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诱导作用。韩国、新加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之处。这一特点同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相对较短，面临在市场经济中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又受东方传统思想深刻影响等有关。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认真学习和汲取它们的经验。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同于以往那种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指令性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的首战告捷曾经大大振奋了中国人的精神。但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地分析和总结，此后我国经济首次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1962—1965年的调整使国民经济刚刚好转，“文革”的发动又迅速将经济重新抛入深谷，直至1978年的历史转折。连续的挫折往往使人怀念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那个凯歌行进的时期。经过痛定思痛的总结[27]，对于“一五”计划的成功有了一个更加准确的认识，“一五”计划的制定是一个主观计划与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逐渐贴近的过程，计划制定历时4年(1951—1955)，其间5易其稿，直到1955年7月30日经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已经过半。[28]可见即使在国民收入总额不足1000亿元(1957年为908亿元)，年基本建设投资不足160亿元的较小规模之下，要做到年度指标准确可靠也是很困难的。由于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预定的简单而死板的计划难以与实际生活完全吻合。计划为了切实可行，就必须不断修改，以致有“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跟不上变化”的调侃。这种多变的指令反映了当时计划作用的局限或弹性需要。当今天国民收入已达1．5万亿元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达5500亿元以上，而且投资主体、投资方式都呈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需要容纳更多的可变性，并且更迅速地对现实的市场和未来的市场予以研究和预测，综合近期市场的要求和远期市场的可能，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作出反应。因而，计划、投资、财政、金融等部门的管理体制需要相应改革，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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