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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样看来，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化，本来应当走自己的道路，正如今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样。就是说，它应当不是西方生产方式的原样移植，而是新生产方式和中国内部能动因素的结合。历史是无情地失败了，以致我们还无法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但在失败史中，还是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些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憧影，这就是张春在南通的未完成的事业。
和洋务派不同，张春创办大生纱厂的雄心不完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冲击反应”，还有一个传统的但是积极的“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它是立足于本土的。大生纱厂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通海手织业发展的基础上的。这里的植棉业，乾隆间就已由“沙花”发展为“通花”；这里的织布业，嘉道间已由稀布（包装用）进而为关庄布，再进而为通州大布。大生的成功，就因为利用了这种内部能动因素。它以生产12支纱为主，全厂70％的产品供应通海织户，在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不违农时。这条道路是中国式的。着眼于“分洋人之利”的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和张之洞的湖北官布局，后来也是弃布就纱，变成华盛纱厂和裕华纱厂。
棉纺和盐垦的结合。是张春道路的高一层次的内外（或中西）因素的结合。不过。张春的黄海垦殖计划早在创办大生之前就有了，它更是来自本上的思想。在他的倡导下，一个两千万亩、30万人口的垦区终于形成。他说，工商“不兼农业，本末不备”，尽管是手工生产的农业也罢。农民的手植棉供应机器纱厂，纱厂的机纱又供应农民织户。棉纺工业成为近代中国唯一较有成效的民族工业，原因在此。在这里，那种“现代——传统”模式，即把两者看成是互斥、的，只能是兔起鹘落的跷跷板理论，是无法解释的。
棉纺工业不完全是进口替代工业，它同时具有前向联进（linkage）和后向联进的效应。南通、高阳、宝低、定县等织布区和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其产品足以与洋布竞争），是国内纱厂前向联进的结果，不是洋纱的作用（这时进口洋纱已不多）。而后向联进，则只有在南通才见功效。在通海垦区，由晒盐而植棉，土地利用效益大增，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垦殖公司，虽然多行租佃制（通海公司占55％，其他公司占80％以上），但究竟已是受租于资本，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事实上也有改造土地的工程投资。此事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即在中国，工业化必须与农业的发展相结合，张之洞、张春等都有这种“本末”思想。事实上，由于棉纺业的发展，在陕西、河南、湖北都出现了新的植棉区。
张謇的“棉铁主义”出现较晚，他对钢铁的时代感远不如张之洞，在实践上更无足道。然而，他那小小的资生铁厂，却是踏踏实实地为发展南通地方实业服务。“实业”一词实为张春首创。他那包括农、工、商、运输以至银行、汇兑的南通实业体系，人或讥为封建割据，不过，张春的本末观已不是以上地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思想了，实际上，他更重工。因为，包括农业在内的十几家实业公司都是大生资助的，是建立在工业资本力量之上的。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的地区或乡土经济建设，不失为中国式近代化的途径之一。它比以洋行为中心的、脱离了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口岸经济，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当然，张春的地方实业建设亦以失败而告终，但不能说完全没有成绩。
张謇的道路还有更高一层次的地方主义，这就是，他把实业和教育合称为“地方自治”。借助于大生的资本力量，南通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博物苑，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纺织、农业、医药的专科教育，以至盲哑、女红、伶工等社会教育和图书馆、剧院等文教设施。他说：“实业是教育之母”，用现代话来说即智力·投资。这一点堪称远见阳本的近代化即得力于此。
大生纱厂因负债过多于1925年被银行团接管，张春的事业也逐一失败。但是，失败不妨碍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何况张春事业的失败，并非张春思想和道路的失败，而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力，使它夭折。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立足于本国大地的民族工业和相应的教育文化，是不可能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的。
本文由提交1987年“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会议”（武汉）和“张军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两篇论文综合而成，原载《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张军——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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