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资入侵的两种形式

中国卷入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外资入侵的过程。外资入侵是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两种形式出现的。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伴之而来的是潮水般的洋货。尽管外国的商品输入遭到了政府和民间的抵制，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在中英直接贸易中，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不包括鸦片)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取了一系列新的特权，它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五口通商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的，加上鸦片走私，也有较多年份表现为出超。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除早期有6年出超外，其余年份都是入超，而且入超额由数百万海关两增至三千数百万海关两。1877年，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了年年入超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成为我国殖民地性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甲午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是通过商品输出和鸦片输出以获取高额利润。在这一期间，他们虽然也在中国非法设立了相当数量的贸易行以及一些银行、航运公司和工业企业，但这些企业主要还是为了开展商品贸易服务的，除了航运和贸易业外，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为了解决由于资本集中，特别是财政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过剩资本，它们就不满足于对外输出商品，而要输出资本，作为奴役和掠夺他国人民，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一项有力工具。

《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这项规定，不仅给日本人以设厂权，而且给他们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进口洋货有同样的特权和优惠。中日条约有关设厂权等规定，由于片面最惠国条款，其他列强也同样享受。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工业投资，充斥了各行各业。从重工业的机器、造船到轻工业的纺纱，从投资巨万的矿冶工业到手工制造樟脑工场，都无一不渗透了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投资，已经形成了中国工业上的垄断力量。煤矿工业中的开滦、福公司、抚顺、本溪湖、山东德华、井陉、临城七大煤矿在1913年的产量就超过了六百万吨，单是开滦、抚顺两矿就各占二百多万吨，而当时全国煤产量，却不过七百六十多万吨。机器造船业中的耶松船厂，在1900年合并了上海的另外两个船厂以后，资本由七十五万两增加到五百五十七万两，垄断了当时上海的整个造船工业。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成立以后的十年中，工厂由一个扩充至四个，工人由百余名扩充至近万名，资本由十万零五千元扩充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烟厂资本的七倍。水电工业中，英国资本的上海煤气公司，在20年中，资本增加了5倍，变成了“制造煤气比欧洲和美洲以外的其他任何英国煤气公司都要多”的庞大托拉斯。纺纱工业中，英、美、德三国一口气在1897年成立了四个纱厂，加上后起的日本上海纺和内外棉，差不多占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半个天下。帝国主义的托拉斯组织，不但垄断了工业的一个单一部门，而且往往垄断了工业中的几个部门乃至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部门。这个时期中形成的两个最大的垄断组织--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就是垄断了很多经济部门的大托拉斯。怡和洋行投资的范围，从保险、地产、轮船、码头以至电车、铁道，在工业中，则不仅是纺纱，而且包括了缫丝、打包、木材、电灯、制糖、制冰、冷藏。从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之日起，到1914年止，先后成立的企业，就有30个，资本至少在四千万元以上。抱着独占东北的野心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则是一个以投资铁道为主的大托拉斯。这个公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