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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代企业的创建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资本形态
近代企业的创建1840年到1894年，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建时期。这里所说近代企业，是指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制造业、矿业和交能运输企业。在当时的中国，它代表新的生产力，它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就陆续在中国设立各种洋行，到1893年，约有五百八十家，其中英国占三百五十四家。1894年，外国在中国的制造业约有八十家，投资额约合二千七百九十一点四万元。(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料》上册，1957年版)外国在中国的航运企业有二十一家，据陈正炎同志估计，投资额约合二千六百四十二点一万元。两项共计五千四百三十三点五万元。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开始创办近代军工业。到1894年，共创办军工厂和船厂二十四家，所费不下六千万元。它们的产品是分拨给军队使用，而非商品生产。从七十年代起，开始以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创办采矿、冶炼、纺织、轮船、电信等民用企业。至1894年，据黄如桐同志统计，共办有工矿企业十五家，抽资额一千五百四十五点七万元；交通运输企业七家，投资额一千二百五十点九万元。两项合计二千七百九十六点六万元。这就是所谓洋务派民用企业。
六十年代末，开始有商人、地主等投资于近代企业。至1894年，共创办制造业一百六十家，惟不少夭折，投资额约四百六十点五万元，主要是缫丝、棉纺、火柴等轻工业。又创办采矿业二十家，投资额约二百六十一万元，主要是煤矿。也有些小火轮经营，资微不足道。以上两项合计，不过七百二十三点五万元，较之洋务派企业，相差运甚。
本文所用投资额，原则上是近截止年实存企业的资产净值即企业自有资金估计的。但由于资料限制，往往不能贯彻这一原则，并且愈到后期，估算愈难，吴差愈大。上述制造业(包括公用事业)、矿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额合计，可以代表“产业资本” 个概念，作为本文观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前，即1894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三种资本形态——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一—就都衣次登场了，产业资本总额约八千九百五十二点六万元。如表二。
表二 中国产业资本估计
行业|合计|外国资本|本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
制造业|4,461.0|2,791.4|1,669.6|1,208.1|461.5
矿业|598.6|---|598.6|337.6|261.0
交通运输业|3,893.0|2,642.1|1,250.9|1,250.9|---
合计|8,952.6|5,433.5|3,519.1|2,796.6|722.5
外国资本 我们把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也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来考察，好象是采取地域原则，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外国资本是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并在长期内是它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的外国资本有一个发展过程，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特性。
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在重商主义的支配下活动的。重商主义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他们在殖民地开金矿、办种植园、从事黑奴贸易和海盗行径，都是为了攫取黄金。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还没有任何商品能在中国畅销，他们在对华商品贸易上一直处于逆差。然而，在六十年代，贩卖一名中国苦力，成本约一百到一百五十元，售价达四百到五百元。十九世纪后期，被掠贩的中国苦力有二百零五万人。鸦片贸易时间更长，数量更大，利润更厚。从1821年到鸦片战争前，输入中国的鸦片约值二亿一千万元。早期在中国的三大洋行——怡和、宝顺、旗昌，都是贩卖鸦片起家的。怡和、德记还是贩卖苦力的行家。还有沙逊等洋行，在鸦片之外，又从上海租界的地产投机中致富；慎美查等洋行，则是以“冒险家”的身份在中国变成了百万富翁。
这时期在华外资企业的特点是：它们在本国并无资本，它们的全部活动都在殖民地，可以说是在东方土生土长的一种资本主义。英商麦加利银行的正式名称是“特许印度、澳洲、中国银行”，它在英国只有一张特许证。汇丰银行更是这样：“就汇丰也在此地城长。它的根是寄生在中国的土壤，而不是在英国的土壤。”(《汇丰的五十年》，《北华捷报》1916年3月15日)
因此，早期的外国资本，是一种殖民主义制度，它既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职能，更谈不上什么资本输出，列宁说一种资本掠夺。它们从战争、掠夺、苦力贸易、鸦片贸易、军火贩卖、地产投机中积累了大量资本。这种积累，基本上是属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性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外国商品大量在中国倾销，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主要是从事商品输出，具有了为外国产业资本服务的职能资本的性质。1894年，据陈正炎同志估算，上国在华直接投资中，进出口业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银行和保险业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三，航运业叶百分之十二点二，制造业占百分之十二点一。制造业中，有百分之八十是船舶修造厂和缫丝、砖茶等加工厂，也是为贸易服务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外国在华资本又逐渐具有了新的性质，即资本输出性质。这时新兴的外资企业已有不少是外国产业托拉斯和财团资本所设，新开的外商银行也主要是外国金融资本的分支机构，出现国际银行国，并以债关形式输出资本，在中国建筑铁路。
外资企业虽然已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但它们的投资仍然大部分在中国国土上聚集起来，也并未完全摆脱原始积累的性质。它们大量利用中国人的“附股”，或是在中国公开募股，或发行公司债。外国银行在中国吸收了大量存款，并发行钞票，用以支持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二十世纪初，在瓜分中国的狂涛中，帝国主义者直接掠夺中国的矿产和土地尤为明显。日本原是个资本输入国，由于中国的战争赔款改变了它的国际收支，1913年，它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超过四亿元，约略相当于它从中国获得赔款加利息。作者曾估计，到1930年，外国在中国的企业投资约值十亿八千万美元，而截至这年止，外商从国外输进中国的企业资本累计不过九亿四千万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
外国一首先垄断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通过买办的商业网，支配着国内商品流通。外国银行长期垄断着中国的外汇，并以雄厚的财力，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在铁路和轮船运输上，外国资本占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比重。外国的工业投资并不多，但它集中于基本工业部门，到三十年代，也掌握了主要资源和能源。这种情况，到抗日战争后才有改变。
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市场上垄断资本和中小资本的关系。它们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十分尖锐，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们又互相依存。本国工商业，在机器设备、动力和某些原材料上依存于外商，有些就是专为替外商加工或为推销外商商品而开设的。同样，如果没有众多的化商工厂和庞大的商业网，外商企业也不能单独存在和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外国资本的存在，不仅是我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部因素。事实上，直到1936年，外国资本乃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或者说，是它最集中的和掌握经济命脉的部分。
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这个名称是1940年才盛行的，当时是指国民党大官僚在抗日战争中搜刮民财、垄断工商业的事情，一时报刊揭批，于是家喻户晓。1947年，毛泽东同志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纲领中的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时指出：“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说：“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2]①由于这个名称通俗易懂，在后来的正式文献中，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也都是把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官僚资本。
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并不是从四十年代开始的，它是自1927年起，继承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而来的；而后者，又是继承清政府的洋务派企业而来的。1958年，作者曾把洋务派企业、北洋政府官办企业统类称这官僚资本。在这里，作者是利用官僚资本这个通俗名称，来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这种资本主义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并形成三个发展阶段。
洋务派企业是当时洋务运动的物质基础，而两者在阶级性质上又是有所不同的。洋务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是一部分大地主阶级倡导的，目的在挽救濒于崩溃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洋务派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尽管它的创办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巩固封建王朝，但它既然应用了近代生产方法，生产力的发憎爱分明就必然使它突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导向国家资本主义。
作者认为，不仅是洋务派的民用工业，即使其前期的军工业，也多少带有同样性质。这种军工业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当然不是完整的资本主义。但它的雇工，大部分已是劳动力出卖者，有的原来就是外资企业的工人；它的工资结构和工资水平，也和当时中外资本主义企业一致。这些军工业的投资不下六千万元，这样大量的经济支出，在鸦片战争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清政府的全部财政支出每年还不过四千万元。我倾向于把洋务派企业，包括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看作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原始积累过程，是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被剥夺的过程。这种剥夺，使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同时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人。鸦片战争以来一秒列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长期战争，对小生产者是一场空前的浩劫。这期间，清政府除不断增加田赋和各种捐税，同时开辟了新财源，即海关洋税，发行钞票和银行信用。六十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十倍，每年达四亿元。这决不是依靠传统的封建财政所能做到的，因为那种封建财政收入，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外是地租的转化形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截至1894年，洋务派的七家最大军工业的经费五千八百九十六万元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点五是来自海关洋税。这种收入，已不是封建财收入了，而是一种新的财源，它之用于兴办企业，已是具有原始积累性质的资本了。
十九世纪后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而封建的东方受到剧烈冲击，处于大变动的时代。有人形容这时候动荡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呼之欲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以使用机器和动力为标志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是分别由两个途径出现的，它一开始就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个体系。洋务派企业，就是官僚资本的原始形态，它是继承封建社会的官工业而来的，时代条件和新的生产力促使它逐步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化。稍晚出现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了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生产力的引进，它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
我们把洋务派企业作为官僚资本的原始形态，或其最初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它还不具备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它是依靠国家政权建立的，并且也是从重工业开始，这与一般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同。但这时的国家还是封建国家，它的创办人李鸿章、张之洞等还是属地大地主阶段。和同时代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要求不同，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要求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封建制度。这就决定了洋务派企业必然走向失败。
1895年以后，在盛宣怀主持洋务派经济活动中，力求与商人合作，他经营的企业，封建性有所减轻，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依靠外国资本，企业的买办性加强了。结查，除有的企业通过商办逐渐转化为民族资本外，大部分变成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附庸。盛宣怀可称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代表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洋和派的衣钵。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政权，它的官营企业也具有了比较完全意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并奠定了以银行行为中心来扩民经济势力的道路。但因战争频仍，政府屡易，实际无所作为，当然也还不具有垄断条件。1927年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即沿着从金融控制到产业垄断这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扩张官僚资本，并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 上述观点，重复一下就是：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的它继承性，不会凭空而来；又有它发展的阶段性，不会一蹴而成。继承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下文还将详述。这里只分析一下它的资本来源和性质。据黄如桐同志研究，早期中国资本家的来源如下表。(《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版)
表示1913年以前民族资本企业(包括少数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有百分之十八点三是商人，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八是买办。如果不计轮船业(这时多是小火轮)和其他(包括缫丝、榨油、卷烟、水电、煤矿等)，在棉纺和面粉两个主要行业中，则地主占百分之四十四，而商人和买办合计已占一半以上了。这是指有记载可查的较大企业。在一些小企业中，亦有由手工业者或小业主转化为资本家的，如1913年上海民族资本机器修造业的九十一个资本家中，出身于小手工业者的有十五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五。不过，就较大的投资来说，其资本主要是来自地主、商人和买办。
表三 早期中国资本家的来源
|1872－1913年
行业|投资户数|投资总数|地主|商人|买办|华侨|其他
棉纺业|25|41|26|5|10|--|--
面粉业|28|43|11|15|15|2|--
轮船业|12|15|9|2|4|--|--
其他|80|103|67|15|21|--|--
合计|145|202|113|37|50|2|--
百分比||100|55.9|18.3|24.8|1.0|--
|1914－1922年
行业|投资户数|投资总数|地主|商人|买办|华侨|其他
棉纺业|36|59|17|35|1|--|6
面粉业|42|53|8|26|7|8|4
轮船业|8|9|2|4|3|--|--
合计|86|121|27|65|11|8|10
百分比||100|22.3|63.7|9.1|6.6|8.3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社会上有一部分封建性积累，即地租及其转化形态转化为资本，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地主转化为资本家，也只是在1870年以后的一个不长的时期比较显著。这是和当时借助于暴力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分不开的。事实上，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地主，大都有某种官僚身份，很多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幕僚，绝少是土地主。他们的投资，主要还不是土地经营，或者还扩大了土地经营；象张謇、聂缉摫都是这样。1914年以后，地主投资就日益不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来源了。庞大的封建经济和地主阶级的存在，实际上不是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量，而是个巨大的阻碍力量。
1913年以前，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商人有两种。一种是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尤其是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来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是从荣宗敬、荣德生等一些著名的资本家来看，他们投资于工业时，也有一个积累资本的过程，其积累也是与帝国主义入侵后的市场变化分不开的，而他们耗来的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毕竟是有限的。另一种是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主要是经营纱布、煤油、五金、西药等进口货以及贩卖鸦片的商人。也有小商贩起家的，如叶澄衷，他更是在贩卖、包销洋货中积累资本的。买办即洋行雇佣的经纪人是当时一种特殊商人。据王水同志研究，1895年以前，买办的收入累计不下六亿四千万元，这是中国社会未曾有过的巨额货币积累。这种积累是来自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余沥，自不待言。
总的看来，早期的民族资本，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只是不象外国资、官僚资本那样明显而已。
在这以后，如表三所示1914年到1922年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地主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大大减少，买办亦式微，而商人变成主要投资者。这时的商人，已很少是封建社会原有的旧式商人，而主要是新兴商人，并有一部分是随着国内工业发展而来的商业资本家了。这时期，华侨资本占一定比重；并出现了新的投资者，即表中“其他”一栏，包括有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八人，还有技术人员、文教人员各一人。这表明，民族资本的来源中，已逐渐有剩余价值的转化，即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了。
注释
[1]① 参见本书《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表二。
[2]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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