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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看，“腐败”(corruption)一词可以引出许多层面的问题。以金融制度为着眼点，我们选择只集中注意国家——社会关系这一方面。不过，它可能是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朝廷上庇护人的影响力通过官僚体系得以辐射，一直深入到乡村，通过同样的途径，高层的金融的活动，也就透到触角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投资团体(investment communities)。这种情况与整合得很好的市场结构有关。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尽管明清时期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如同布罗代尔讲过的，商业活动是分层次的，某一层次所需要的手段或工具，不一定为另一层次所必需。例如，乡村市场上有叫卖的小贩，而非凡的大机构可能就建基于有关白银作为价值标准的独立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商人服务于市场，掮客寻找着机会，中间人买进卖出，还有承包商以及许多生意人，他们都被亚特·斯密(Arthur Smith)和费孝通生动地描述过，又被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技巧性地连缀到一个从乡村联结到省城的市场网络之中的承包商以及买卖者。（注：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Edinburgh:Oliphant,Anderson and Ferrier,1900,pp.49-53,141-160;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39,pp.240-263;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1964,pp.3-43;24:2,1965,pp.195-228;and 24:3,1965,pp.363-399.）但是，超越了乡村市场和缓慢的县城（甚至包括许多府城），存在着一个高层的金融世界：徽州商人操控了它几个世纪，他们以投资典当业而闻名，扬州盐商约有一半原籍徽州；山西商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以票号的网络著名；当然，与之同时的还有广州的商行，广州商行中有一部分人原籍福建，西方人称之“公行”(Cohong)的广州商行。（注：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上海国立编译馆1937年；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我们现在知道，即使皇帝的家族也并非对做生意没有兴趣。皇帝的家仆，象著名小说《红楼梦》描写的几户人家一样，将其财富投资于典当。（注：韦庆远：《论清代的皇当》和《论清代的皇当业与官僚资本》，见韦庆远：《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0-112,128-165页。）18世纪也有许多文献记载，县官将银两通过商人放贷，以收取利息（即所谓“发商生息”）。（注：韦庆远：《清代康熙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初创和运用》，《清代雍正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见韦庆远《明清史辨析》，第166-185,186-228,229-256页。）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有名的1910年上海“橡胶风潮”案中，当地的最高官员上海道台，由于把衙门的储备金投资地方银号，而在橡胶股市崩溃之时几乎陷于破产。（注：Andrea lee McElderry,Shanghai Old-style Banks(ch'ien-chuang)1800-1935,Ann Arbor: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pp.105-129.）
通过我们知道得比较多的徽州商人的历史，可以了解中国的高层金融业怎样被行政手段窒息。关于这些金融家，清代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叫“无徽不成市”。他们有自己联系紧密的网络，通常包括族人和乡亲。他们与出资出力的人合伙做生意。在较大的城市，他们有自己的行会，遵守被很好地执行的成文行规。除了投资食盐的贸易外，他们也开办当铺，不是单独开办，而是连锁经营，较大的当铺贷款给较小的当铺。最有钱的徽州商人住在食盐贸易的中心扬州，扬州因他们支持的艺术而闻名。不过，他们也在徽州的老家维持宗族，甚至劳累一生之后，去世时不少人还要将遗体运回徽州安葬。和明清时期许多有钱人家一样，他们的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得到功名。富裕的徽州宗族在明清社会的阶梯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注：滕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269页；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Harriet Zurndorfer,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 to 1800,the Hague:E.J.Brill,1989.）
徽商最初在明代由从事食盐贸易而致富。他们可能也从事盐的转运，但更多的人参与了期货交易。盐的期货市场在明初就已经出现，皇帝需要将粮食运给驻守北方边境的军队，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抵押其对食盐生产和运输的垄断。其设想是，想做食盐生意的商人得先帮助政府运送一定数量的粮食到北边驻军处。交了粮食以后，他会得到一张收条，凭此收条他可以在南京换回盐引。因为食盐贸易属于政府专卖，所以有严格的条规，指定其购买和出售额盐的地点。这个安排听起来似乎不够灵活，但我们不要忘记，明初仍然强制推行里甲登记制度，赋税并未统一，政府运作除了依靠包括实物和货币的税收外，还要求被登记的人户服徭役。面对财政短缺的束缚，政府试图以发行纸币来填充国库，但过量发行导致急剧的通货膨胀，这个努力也就瓦解了。抵押食盐专卖以换取商人的合作，不啻为解决戍边军队财政问题的一着妙棋。（注：徐泓：《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23卷（1974年），第221-266页；Ray Huang,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189-224.）
这一制度的缺陷是，一个商人要花费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去运盐，整个过程包括：从长江下游粮食产区运粮到边境，再转回南京，在经过官僚的层层阻延和索贿之后，才取得盐引，凭盐引到盐场换取食盐，然后将其运到消费地区，安排食盐的销售。劳动的分工迅速地随之而来，即粮食商人专门运粮到边境，然后把盐引卖给长江下游专门做食盐生意的人，盐商就不再参与粮食的贸易。盐商和粮商的这种分工使盐引有了价钱。尽管盐引买卖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盐引一直被买卖和贮藏。没有疑问，购买盐引的人，是把赌注压在取得食盐并卖盐获利的可能性上。我不想夸大这种工具的可转让的性质，因为买卖盐引有多方便仍然很不清楚，但是由于这样的理由，盐引仍可被视为一种期货工具(futures instrument)。
盐引买卖很快就出现一个投机性的因素。自然地，盐引的价值实际上只能与明政府投放市场的食盐数量成反比例，因为明政府也象其它政府一样，不可预见地改变其放弃偿还的信用借贷的数额，所以盐引的价格也就变动不居。公开性(openness)从来不是明代投机市场的主要特性。在不同的时期，当政府注意到盐引壅滞可能阻吓购买者时，就可能对盐引重新分等，以让新发行的盐引有优先兑换的权利。朝中的权贵——皇室成员、高官和太监——经常会在正常引额之外取得盐引，这就必定影响到已掌握于私人手中的盐引的价格。此外，明朝政府从来没有能够彻底消除食盐走私，这是由官盐与私盐之间的差价所导致的。盐引价格的逐步下降，有利于少数成功地操控了市场的商人。到了明末的1617年，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皇帝发现发行盐引几乎无利可图，结果他就把盐引全都废了，即按微不足道的市价从持有者手中把盐引再买回来——同时把专卖权授予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盐商家庭，实行所谓“纲法”。
通常情况下，皇帝不能一挥朱笔就创造或消灭商业传统。但1617年的决定，肯定是使中国走上更难出现银行和信用工具的道路的决定性变化之一。皇帝的做法等于废除国债，这确实是他的朱笔一批所能做到的。现在，食盐专卖权成为皇帝的荫庇，仅此而已。荫庇的回报是商人根据皇帝的需求作巨额捐献。我们不知道被要求报效的数目，与以前因贿赂而付出的数目之间，是否有巨大的差别。但从金融组织的角度看，代表国债的盐引与代表荫庇的纲法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盐引作为一种债务，政府有偿还的责任，而对皇帝的报效需索则不受任何限制。政府担保的债务可以成为发行纸币的基础，而报效充其量只是另一种税收。
盐引转变为纲法后，明清时期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就是所谓“官督商办”。特别是清代，按照这种方式组建了一些大规模的商务企业，如云南的铜矿和负责海外贸易的广州公行。到19世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又重现于“洋务运动”。直至晚清最有能力的企业家盛宣怀，把股份资本(share capital)的观念引进轮船招商局的运作中，才再次使有别于庙产股份的商业股份(business shares)，被活跃地交易起来。
橡胶股票、名目繁多的彩票、随着而来的革命党的债券，在晚清的通商口岸都十分活跃。而民国时期，主要是在上海，股票和期货交易所得以复活。我自己有一张1930年代的“承办广州市粪溺大生公司息摺”，从这个例子可以想见，在制度上允许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可以在股票和股份的道路走多远。同样重要的是传媒的变化，晚清和民国的报纸每天报道商业活动、兑换率和利率，讨论这类事务的文章和书籍也很快地增加。哥伦比亚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马寅初，1920和1930年代就中国银行业写过多篇文章，发表过多次演讲，他呼吁政府必须对汇票(bill ofexchange)之类的信用工具(credit-bearing instruments)立法，削弱国家对银行和大企业的日益加强的控制。（注：马寅初：《中国银行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1937年战争爆发，然后是解放战争，紧接着政府的政策彻底改变，直至1980年代又重新恢复。
可以忖思，假如皇帝及其官僚不那样随意干预盐引市场，晚明中国的商业机构会发展到什么地步。16世纪确实已经有了早期的资本主义。那不是作坊资本主义：这样的观点误解了作坊与工厂的关系，而是16世纪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它偶然产生，被容忍生存，最后扼杀于帝国官僚管理的不确定性和帝王的心意。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不是贸易不能发展，因为随之而来的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之好出人意料，而是当兴建铁路和近代化计划需要融资的时候，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处理这些计划所需求的大规模的集资和资金调动。中国政府转而寻找外国银行，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帝国主义的政治问题。
历史学者都知道，不可以假设社会有能力接受环境的变化，或者以为政府一定知道他们能力的限度。到某些阶段，经济变迁要求国家和社会重新界定那些事情是允许的。在这些交叉点上作出的关键性决定，就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可能觉得，许多历史上的教训可供当代中国事务借鉴，但可能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明末商业史上走出的关键几步更加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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