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乡村借贷关系 资金是农村经济的三大要素之一，金融借贷与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上半期的调查资料显示，农民负债率达到60％左右，由此可见借贷对农家的重要意义。④以往多将高利贷视为整个乡村借贷的同义语，认为它面目狰狞，充满血腥，吸尽了农民的膏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④ 参见《农情报告》第2年第4期，1934年4月；《中农月刊》第4卷第3期，1943年3月；《中华年鉴》1948年，第1260页。 近些年的研究，不少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看法。如韩德章认为，高利贷主不只榨取农民的土地收获物和货币资金，还借此兼并土地，甚至侵占人身劳役。不仅如此，“即使新式金融事业的兴起，也只不过是给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农村封建势力增加了一份剥削中国农民的新的力量。所谓新式农业金融不仅不能代替旧中国农村原有的高利贷剥削，反而巩固了农村封建剥削关系。”①这似乎有点“清官”比贪官还坏的味道。傅建成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的研究也认为，高利贷对农民的生活带来一连串的灾难性后果，如丧失土地，生活更加贫困化等，这些严重阻碍了大多数农民家庭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的进步。②王天奖对近代河南农村高利贷考察后也指出，高利贷对河南农村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他从农民破产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劳动后备军的角度，肯定了高利贷的客观进步作用。③实际上，中国从来不缺乏剩余劳动力，王天奖以农民的破产肯定高利贷的作用，显然是受了教条观念的影响。 李金铮对民国乡村各类借贷形态的构成、运作方式以及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乡村借贷形态不只包括私人借贷、店铺借贷以及典当业等形式的高利贷，还包括钱会之类的民间互助借贷，也包括银行、农民借贷所、合作社、合作金库等新式农业金融机构。对于私人、店铺高利贷者，他认为，高利贷者虽然主要由地主、富农、商人构成，但也要承认，普通农民也放高利贷；对高利贷的社会经济影响应该进行辨正地评价，高利贷对农民生产生活虽有残酷剥削的一面，但也有金融调剂的作用，农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韩德章等：《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民国时期的新式农业金融》，《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 ② 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经济离开高利贷是很难运转的。高利贷制度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根本原因也在于此。①国民政府1927年颁布禁止高利贷、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0％的法令，结果如一纸空文，没有取得实效，这也说明高利贷与农民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乡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惯行而非国家法律的支配。②慈鸿飞也认为，高利贷既有弊病的一面，也有满足农民需求的一面。高利贷不只是残酷剥削，也是一种资本融通。他还进一步提出，负债与贫穷不一定能划等号。③这一提法似乎意义不大，我们当然不会说所有的借贷都与贫穷有关，但我们有理由确信，贫穷是农民负债的主要原因。 对于传统金融机构典当业，有的学者也做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李金铮认为，典当业尽管与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同属于高利贷体系，但无论在借贷程序、信用方式、借贷利率还是社会经济影响上，皆不可等量齐观，譬如其借贷条件不像私人借贷、店铺借贷那样苛刻，典当利率也比较低，用于生产的比例也较大，所以对农民的金融调剂比较有利。20世纪20—4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和整体经济衰败，典当业处于衰落之势，但此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走到了历史尽头，只要有适宜生存的土壤，它就仍能够继续发展。80年代以来，典当业的再生就证明了这一点。④马俊亚的看法更为新颖，他认为，将典当业视为高利贷行业非常片面，典商所得的实际利息是相当低的，典当业是联系都市金融市场与农村社会生产的纽带。⑤的确，典当业是否属于高利贷值得继续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有关章节，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有关章节，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金铮：《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② 李金铮：《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丁长清、慈鸿飞：《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0、369页。 ④ 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⑤ 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对于新式农村金融，除了上述韩德章以外，其他学者如范崇山、卢汉川等也基本持否定态度。①但也有学者做了重新评价。如李金铮通过20世纪20—40年代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代农业金融的研究认为，新式金融虽有数量太少、地富操纵等不足，但它毕竟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冲击传统高利贷格局，减轻农民的高利贷剥削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他还提出，在现代农业金融尚未发达和完善以前，应该允许传统借贷形态的存在，传统与现代可以并存发展，相互促进。②黄立人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式农贷做了专门考察，对现代农业金融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农贷对于调剂战时国统区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当然还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③ 考诸史实，以往对新式农贷的估计可能偏低了。实际上，到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以后，在国统区农民借贷来源中，有些地区的新式农贷甚至可以和传统借贷平分秋色，这是中国乡村借贷历史的一大突破。④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范崇山：《抗战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考察》，《学海》1992年第2期；卢汉川：《中国早期的信用合作》，《信用合作》1988年第2期。 ② 李金铮等：《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及其效果》，《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李金铮：《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的运作方式》，《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③ 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④ 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综上所述，2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成绩是显著的。先前已有所涉猎的课题如地权分配、农业生产、手工业、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等，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过去几属研究空白的市场贸易、乡村金融等课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尤为可喜的是，在一些问题上，不少学者敢于冲破教条主义的枷锁，对以往的“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发表了新的见解，促进了学术对话与争鸣。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有的学者在运用资料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如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资料相当丰富，质量也较高，但也要注意，有的调查极不严肃，甚至是估计或闭门造车的产品。1932—1936年实业部国家贸易局主持的调查，就是典型的一例。该调查的最终“成果”《中国实业志》，分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湖南分卷出版，每卷都达上千页。目前，这套资料已被近代经济史特别是乡村经济史学者用为计量分析。但据参与其事的冯和法回忆，所拟调查表格几全为想当然，而且调查员只是负责把表格发给县政府，由县政府以“估计估计”的方法填上以后，再收回表格。有的甚至连县政府填报都不要，而是调查员自己代为“估计估计”。结果可想而知，表格“矛盾百出，令人啼笑皆非。例如鱼产量，不少的表写着几万几千几百几十条，精细到一位数都‘查清了’，鸡蛋等都是一样”。这样的数字一看就是造出来的，没法写到书上，只好由“我们编写的人杜撰出来。这些情况说明了皇皇巨著《中国实业志》是什么样的东西”。①试问，用此类统计得出的结论能站得住脚吗?其次，有些属于乡村经济史最基本的问题迄今仍未搞清。如农业总产量是多少，亩产量是多少，人均产量又是多少?变化趋势如何?各地区又有什么差别?尽管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相互矛盾颇多，距离精确或是比较精确的月标还很遥远。试问，不解决这一基本问题，中国农业经济制度、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能说得清楚吗?又如，直至近代，地租率始终为50％左右，这已成为众所共知的定论。但我们要问，为什么地租率主要是50％，而不是其他比率?其中的奥秘究竟是什么?民间借贷利率也有类似的现象，各地借贷的月利率多为3％，这到底又是为什么?由上可见，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仍有十分广阔的探索空间，学界同仁只要努力挖掘资料，仔细鉴别真伪，勇于突破成见，就一定能推陈出新，增添硕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冯和法：《回忆<中国实业志>编纂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