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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1]，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东德地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4%。[2]
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3]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4]}，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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