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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公款吃喝玩乐，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有
60％的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湖北枣阳市是个
100多万人门的县级市，每年用于公务活动的公款招待费近20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1/10。
三是随意安插亲信，将整个企业变成等同于私人企业的独立王国。有的企业领导大权独
揽，把国有企业当做自己的私人企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带利益集
团，如深圳海诚商贸公司总经理文石兴，安排在公司中的亲友达130多人，占公司总人数的
17％，其中担任中层干部的18人，占中层干部的31％。也正困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
能在那里为所欲为，成功地卷逃巨额公款出国。曾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优秀企业
家”、“优秀厂长经理”、“劳动模范”，并发明了企业改革经验《马氏管理法》（即责任
价格控制法）的陕西内燃机配件一厂原厂长马宏业，是位人称“政治流氓、经济流氓、作风
流氓”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担任该厂厂长期间，该厂暗无天日，债务累累，职工饱受欺
压，其办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职工的淫窟。
四是搜刮国有资产，或以任职的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外办的“暗厂”、“暗店”，致使
“庙穷方丈富”；或是如前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转让时，乱界定产权，低估国有资产，
使自己及亲友或有利益关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将自己及其一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讯等一
切费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一类之外，其余的腐败行为因属于“隐蔽”性质，在目
前很难受到法律制裁。
《工人日报》1996年5月川日发表的《是谁豢养了这只硕鼠》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
件事情：辽宁省朝阳县试验设备厂原党总支书记兼厂长王香尧承包该厂，五年来毁掉了厂
子，吃肥了肚子，捞足了票子，住上了房子，一走了之。已经半年多领不到工资的工人被激
怒了。1995年8月22日，约200名工人集体找到朝阳县政府，要求向王香尧讨债讨房。在
一位副县长的办公室，工人们堵住了王香尧。数十名工人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你把我们后
半辈子的饭碗都砸了，还忍心花我们的血汗钱去买新房，你是黄世仁，还是共产党？”“你
家闺女结婚戴6个大金戒指，我们连退休金都没有了，你还狠心去买新房，你有良心吗？”
身患癌症的王素琴和老伴都是该厂的退休工人，领不到工资，生活无着，急得当场抽搐……
按说200多工人集体上访告“贪官”，理应引起有关领导重视，事实上却仍无结果。直到
1996年3月，由107名工人签名的揭发信交到记者手中之前，历时18个月，1537人次的上
访，竟然未能触动工香尧这只“吃”公肥己的“硕鼠”丝毫，直到见之时为止，他仍然在经
过两次装修的豪华新居颐养天年。
以深圳市为例，仅从1993年8月至1996年5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国
有企业中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例：384宗，占立案总数的48．4％；处理363人，其中企业
各级领导干部共312人，占企业中受处理人员的77．04％。无庸讳言，这许多腐败行为都
是和党政机关的腐败分子沆瀣一气，互相勾结进行的。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只要
“经营”好上级，这类公开和“隐性”的腐败行为并不妨碍他们稳坐厂长、经理宝座。
这种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妨碍了改革的深入和现
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助长了腐败的恶性蔓延，使巨额国有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践踏国家
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了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和热情……从上述这些后果
来看，企业经理层“经营领导”这种行为的恶劣影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
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国有企业缺乏以资产运营为核心的企业运作机制。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
问题上基本上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可以说国有企业普遍缺少一种“找钱”的思路，缺乏
对低成本资金的利用，也就是说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不少股份制企业利用发行股票筹集到
资金后，也冈经营不善而使资金亏损。
实行“拨改贷”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未源于银行贷
款，差不多等于白手起家，无本经营，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
极高的利息成本，有的甚至高达100％。据国家计委的资料显示，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负债
率平均达68．2％，若扣除潜亏、明亏、挂账等各种侵吞资产的情况后，实际负债率为76
％；若按“两则”实行后的调整数字估计，国有资产现有资产负债率平均为83％。而且这
些债务的来源单一，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大多数债务的偿还可能性很小。由于企业和银行的
历史关系如此，今天这种惜贷关系也使企业喷有烦言，认为不少利润转移成融资成本，利息
与利润的变化加重了企业的负担：1980年利息与利润比卒是1:0.033；1990年是1:1；1995
年是1：1.73。这样就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俏贷，而惜贷
的高利率加上惜贷成本（如信贷员的“回扣”，银行负责审批者的“好处费”以及惜贷关系
建立过程中的大虽“交际费用”等等），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
银行的烂账不断增多。信贷资金过多沉淀，金融风险不容忽视。1996年年月，广东某市体
改部门对辖内的金融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各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流通延缓，风险上
升。该次调查涉及的金融机构（含网点）共有870个，总的存款余额（账内外）64.37亿
元，总的贷款余额（账内外）71亿多元。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64．37亿元存款，该
市可用的信贷资金只有48．3亿元，而实际贷款余额为71亿元，存贷比例失调，各家银行
为弥补逆差，主要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平衡，超负荷经营十分严重。
这次调查对“三项贷款”的分析表明，“三项贷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实际上能按
时、安全还回来的贷款所剩无几。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效益并不比国有企业好多少，调查显
示，该市银行1995年亏损3．5亿元，1996年上半年的亏损数字是2.86亿元，其中国有商
业银行亏损2．44亿元，占85．35％。1995年，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年收息率为
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贷款回流率和信贷资金
用转卒下降，减少了可用资金，使银行的资金运作更加困难。大量银行信贷资金的沉淀，削
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提存款风潮，就会由于难以确保提现而触发支付危
机，进而导致金融风波。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广东除广州、深圳之外，大多数地方的银行经
营不尽如人意，潜在的金融危险是存在的。广东在全国的银行中还算是实力雄厚者，其它省
的银行状况只会比广东更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1996年7月15日透露，我国国有银行逾期贷款和到期还不了
的贷款，大约占20％的比例。其中12％是逾期贷款，6％是企业逾期三年但企业并没有破产
的贷款，2％是企业开始破产的那部分贷款。戴相龙估计，目前我国银行呆账比例大约在3
％到4％，为此，央行每年从贷款中提取1％的呆账准备冲销，1995年冲销了200多亿元，
1996年可能会更多一些。据《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1月7日登载的一条消息，某省人民
银行一项调查结果使人触目惊心：该省三年累计破产企业479家，破产时资产总额22．7亿
元，而积欠银行贷款本息高达26．6亿元，银行信贷资产面临极大风险。而另一份调查也指
出企业“破”银行“产”的潜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末，正式破产了54户企业，资
产总额达2．212亿元，而负债总额却高达4．9413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23％，已严重
资不抵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破产企业积欠银行贷款本息3．8315亿元，是破产企业资产
总额的1．73倍。在已清偿完毕的42户企业中，银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偿率只有3．3％。
照此推算，全部企业清偿完毕的诸，银行也只能得到1265万元的清偿，将有3．705亿元的
信贷资产付诸东流。除此之外，银行资金大量被亏损企业无偿占用，非国有企业和其它资金
需求者贷款的条件更加恶化，它们为取得贷款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其发展更困难。
广东某市对金融机构的调查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项贷款占总贷款比重(逾期贷款、呆账贷款、呆滞贷款)
50％
60％
70％
贷款回流率（收回贷款与发放贷款之比
73％
信贷资金周转率
0.82次
0.75次
0.53次
这种银行和企业机制的悻论反应，导致银行的严重亏损。欠债还钱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则，但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不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日积月累，不但使整个
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还给中国金融系统深种祸根。据公布的有关资料，我国
银行的自有资产仅占全部资产的7．02％左右，负债率高达90％以上。而到了1996年底，
银行的自有资产已下降到3％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份统计表明，到1995年底，中国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5万多亿银行贷款的60％。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债务因果链：国有企
业欠银行，银行欠存款人（主要是个人储蓄者）。有人主张将银行债务变成股权，这个主意
之糟糕，就在于设计者没有想到这一提议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因债务负担过重导致生产经
营困难甚至影响生存，这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受高债率困扰的企业，其发生困难的根子
往往不是债务本身，而是投入的产出率大低；不是被银行抽走的利润大多，而是自身产生的
利润太少。有材料显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己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于银行
贷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对上海6匕京等八省市25s6家企业亏损原因的调查显
示，造成企业亏损的宏观管理因素占9．2％，政策性因素为9．09％，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
因素则占81．7％。对这种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业，用非经济手段实行“债权改股
权”，从实质上讲，只不过是企业以出让一部分并无实际价值的“产权”为手段，将银行利
润亦即另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应有收益作为“暗贴”据为已有。这样虽可暂时缓解企业的资金
困难，却并不能促使企业为提高资金回报率而做相应的努力，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说它
是“饮鸩止渴”，是因为银行在行政干预下，被迫将每年可带来一定收益的债权变成得不到
保障的“股权”以后，只会使银行泥足深陷，最终结果是使银行在目前这种微盈实亏的状态
下走向危机深渊，导致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就在于对
经营者行为和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校正机制，这一点已经在第一章中详细谈到过，“债权改
股权”最后面临的也将是同样的问题。
总之，自1994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其客观因素是社会环境发
生了变化，如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汇率并轨斤（率提高、社会保障、利税转轨等一系列改革
措施集中在一起，一时让企业难以消化，但这些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旧体制多年积蓄的矛
盾所致，总根源应该是政府职能转换与政府改革问题。随着改革的日渐深入，企业和政府已
经处于两种不同的体制之中：企业早已在市场机制中运转，而政府管理企业却基本延续了计
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管理原则和框架，仍然置身市场之外。而10多年改革的经验证明，中国
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政府是关键。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从
字面上来看是个经济问题，但从根子上说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只将国有企业改革当做一个纯
粹的经济问题来看，根本无法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十步能不能走
完，实际上全看政府改革能不能完成。经济改革已搞了1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也应提上日
程来。前一阶段“避开体制内矛盾，在体制外搞示范”的改革思路，已经充分发挥了其瓦解
传统体制的作用，但体制内的矛盾最终还是不能回避。就日前情况来看，政府不改革，政企
分开就是句空话，国有企业改革也根本找不到出路。
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相关性问题
主要讨论企业如何才能偿还职工的历史债务。现在大家均寄望子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但就是没有想到一条：社会保险体制改革要成功，不仅取决于有多少人参加了社会保险，还
要取决于我国的社会保险有多少积累。本节还举例说明了社会保险的“深圳模式”为什么能
成功的几个具体原因，指出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企业效益低下、失业人口日渐增多
的情况下，将为企业解除负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实际上将会是“远水
不解近渴”。
正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几个社会问题一直
处于被回避状态，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对职工的历史债务问题。
中国工人为什么一直对“铁饭碗”比较留恋？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初，
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
大量过剩劳动力。所以只对少数有才能的人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才限制了他们的择业
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能从国家那里获
得医疗保健、幼儿教育、住房、娱乐设施、退休待遇等一切福利，而国有企业职工过去及现
在的工资显然并没包括医疗保健、住房基金和退休金等，只是基本生活费用。也就是说，国
有企业一旦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而且现
在国有企业要加大改革力度，就得裁汰冗员，但这样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富余人
员一下推向社会，社会能不能承受？被裁减人员能不能承受？这些问题都是无法离开政治可
行性去讨论的问题。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的难度越大。即便是最坚定
的改革者，也必须不断地寻找加大改革力度和维持社会安定之间的平衡点。因为如果失去安
定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的努力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正因为如此，前面讲的企业的“三座大山”之中的两座，即冗员和企业办社会问题决没
有可能在社会保险体制尚未建立或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获得解决。我国现在进行社会养老保险
体制改革，为什么看来有实施可能的几个模式，如广东模式、海南模式、深圳模式都不能作
为全国经验，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从全局上看，恰恰都不是国有企业的重地，国有企业在整
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像其它地方那样高，如广东的国有企业仅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三
分之一。更兼在长期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运作，这些地方的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已较能适应现
在的市场游戏规则，故此其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没法被东北、上海等国有企业集中之地所
仿效。即以广东而论，这个省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与韶关，在其它地方如南海、顺
德、中山、佛山等“四小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新兴企业非常活跃；更兼改革18年已经
为其累积了经济实力，因而这个省有能力调动全局力量进行高难度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海
南与深圳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当然这还只是从总体上进行分析，其实在这些地方，社会保
险体制的改革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以深圳为例，1996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新的社
会保险制度，这一新制度将不分所有制，不分企业、事业单位，全部都纳入新的社会保险覆
盖范围，在今后数年内，还要将个体户、私营企业等全部纳入这一社会保险体制。深圳市能
够实行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首先，深圳市社会保险起步早，早在
1982年，就已经进行以合同制职工为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单项改革；1985年又开始在国有
企业职工中实行统筹养老保险；1987年进一步将临时工纳入这一范围；在积累大量经验的
基础上，1992年进入第三阶段，开始进行综合改革。这次改革对以前的改革作了全面调
整，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将所有的企业职工都纳入改革范围。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建
立了个人专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这一制度，这一资金筹集模式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公
众的参保意识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得到了国家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深圳
还进行了医疗保险体制改革。1996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就是在以
前改革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深圳经济特区还有两个别的省、市、地区所役有的条件，一是
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即老龄人口和少儿人口比例较小，38～
45岁的中间年龄段人口较多：平均年龄也就30多岁，这就意味着社会抚养系数小。直到
1996年6月份，深圳的退休人口还只有1．4万，预测要到20川年以后才逐渐进入老龄化
高峰期，比全国平均晚了将近10年，这样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别的城市根本无法与之相
比。也正囚为如此，所谓“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在深圳市才能实现平稳
过渡。二是深圳市的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起的作用比别的城市相对要小，更
兼经济积累雄厚，财政情况较好，有条件实行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海南的情况也差不多，否
财改革就不会如此顺利。
以此观照别的省、市及地区，就应当明白，许多地方其实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虽然到了
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社会
保险能否有成效，在短期内并不完全取决于参保人数的多少，它还要取决于有没有积累。由
此可见，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迫近老龄化、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大、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
下，将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的“宝”全押在还没有积累的社会保险体制改革上，以国情而
论，多少有点“以远水解近渴”的不现实之感。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看来，国有资产的流失
无法避免，而国有资产现有存量中的一部分是由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负债形成的。中国应
该及早在国有资产净值在其总资产中还占有25％的份额时，想出一些办法来偿还历史债
务。有的经济学者已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划出1/4到1/5的
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成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期投资，同时对
于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账户，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至少能部分偿
还企业欠职工的历史债务，有关方面和理论界应从政治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出发，认真研究
一下这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庞大遗产，企业职工理所当然应有自己的份额。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如何通过这个“瓶
颈”，处理好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份庞大遗产，既关系到社会公正，又是社会安定所系，而且
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负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其实早已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这一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看法为证：“对中国来
说，比人民币自由兑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直接影响到宏观
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而宏观调控的好坏和资本市场发育的程度是一个国家能否实行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决定因素。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目前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
力还比较强，还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较好的社会环境，失去这一时机，留下的遗憾将无法
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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