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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就业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具有社会意义，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自尊。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乐业才能安身立命。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我们要把全面促进就业作为一项使绝大多数老百姓受益的德政认真抓紧抓好。
国际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消灭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把失业率限制在自然失业率水平，实现充分就业却可以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从宏观经济学来看，就业是一种派生的需求，是由资本、技术和市场派生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学来看，劳动者自谋职业和创办小型企业，也能够增加就业，但是这些活动仍然受到资本、技术和市场等条件的制约。一般说来，解决就业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事前解决，从战略上安排好，重在治本；另一种是事后解决，从战术上进行修补，重在治标；两者都发生作用，但是前者的效果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民的基本优先目标来考虑，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把失业率和新增就业机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在市场经济中，失业率、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平衡都是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其中，把失业率排在首位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失业率是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失业率过高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从而使得效率发生的社会环境产生变化，效率势必由此大打折扣。失业率同时也是近期发展目标和长期发展目标结合点。当前是未来的出发点，只有把当前的就业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才具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同样，只有把未来的失业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才能把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尽可能地发挥出来，否则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时，都应该对宏观劳动力的供求平衡算一本账，以此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求解具体的经济发展措施和社会发展措施，并且把失业率和新增就业机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
二、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调控失业率。治理失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政府也决不是无能为力。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都是可用的工具，可以多个工具组合起来使用。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就业就有较好的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加大公共投资项目，刺激经济需求，带动社会投资。1998年以来，5100亿元的国债投资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除此之外还带动了不少间接的就业机会，如果按1∶3计算，那么创造就业机会的总数将达到2000万个，平均每年为全社会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从税收的角度来看， 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种有效形式。1998年6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的，要简化工商登记手续，3 年内可免征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行政性收费。”“对下岗职工申请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家庭手工业或开办私营企业的，工商、城建等部门要及时办理有关手续，开业一年内减免工商管理等行政性收费。”这些减免营业税、所得税和工商管理等行政性收费的措施，尽管力度不是很大，还是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今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减税力度和执行力度，把对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的各种税费优惠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随着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货币政策对于就业的调节作用日益明显。积极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经济活动的繁荣。中国目前银行存贷差已经达到3.5万亿，这主要不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而是银行体制问题和社会信用问题。现在企业难贷款、银行贷款难是制约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一个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对货币政策进行积极的微调，二要改革商业银行管理体制，三要重建社会信用体系。收入与就业密切相关，这是不言而喻的。企业聘用多少工人，肯定要考虑劳动力成本问题，劳动力成本过高，企业就会少使用劳动力，通过延长劳动力的使用时间或者采用先进技术来生产；如果劳动力成本降低一些，企业就会增加劳动力的使用，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或者延缓使用先进技术来生产。不仅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时，而且当总体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时，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人工成本指导线的办法，避免就业机会的过多损失。现在西方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增强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一年以后公司的业绩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的计划。这一点对于我们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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