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今年一季度，承接上年的增长态势，增长率达到近年来的新高。这一轮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增长呈现分化格局，出现了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受到长期性因素的驱动，并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和群体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所进行的“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项目的有关研究报告已对此进行了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机制，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正在和将来可能呈现的特征，下一步的政策取向等作一探讨。 一、新的较快增长周期何以出现 （一）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新的高增长行业 结构与总量的关系是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关系。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著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这种提高程度，将取决于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如果人们以为某个速度指标，如８％，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长速度，那么，将会有一个对高增长产业的数量和规模上的要求。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一个适当大的行政区域也如此。 对一个以经济内循环为主的大国来说，高增长行业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需求导向。尽管从年度或其他较短的时间长度度量，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了所谓的“最终需求”，但若将时间长度适当延长，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过程观察，消费需求才具有“最终需求”的性质。所以，高增长产业不仅是需求导向，而且是消费需求导向，这样才具有高增长的可持续性。消费需求的数量增长是通过结构升级而实现的，需求导向集中表现在那些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上。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产品类型的性质、价值规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中介进行分期付款），决定了相应的高增长行业规模和持续长度。 ——带动力强。高增长行业的强带动力首先基于体现消费需求的产品在产业链条上的位置。这类产品处于产业链条的终端，其增长将会拉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增长。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产品和技术的复杂程度。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多、分工协作环节复杂的行业，即所谓“迂回生产”过程较长的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力相应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较后出现的高增长行业的带动力通常大于较前的高增长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的带动力要大于纺织行业的带动力。 ——供给反应充分。积极而充分的市场供给反应是高增长的前提。当市场需求信号发出后，较小的进入障碍将大大缩短供给增长的周期。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环境中，产业进入的制度障碍经常是严重的问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对供给增长及其竞争力也有关键性影响。开放而日益扩展的市场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二战以后，一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前的工业化国家提高，工业化经历的时间缩短。尽管如此，其中一些国家如韩国等保持７％以上的增长速度达40年之久。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相继出现一轮又一轮的高增长产业群，或者被称为主导产业群。中国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规律性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大体上经历了两轮以高增长行业所带动的快速增长周期。第一轮是８０年代初中期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第二轮增长周期是９０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开始的，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房地产等。 １９９７年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对此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９０年代初兴起的高增长行业动力衰退，同时缺少新的高增长行业的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转换缺口”，形象地说，出现了高增长过程中的“空档”。那么，中国还有无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行业？对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来说，答案是确定无疑的。这样，问题就归结为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对现阶段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有必要了解。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循环的基本构造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依然保持着城乡二元经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1/3左右。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城乡消费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循环过程呈现出如下特点。 ——从全社会看，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表现为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现阶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开始向以住、行、通讯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层次升级。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增长，其中包括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讯、旅游、医药等具有消费品性质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与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总量一样，产业结构升级将扩大生产供给总量，相应地增加就业总量，一方面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业和再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为农村居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提供机会，而这样的就业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 ——收入增加后的农村居民将扩大对中档消费品如家电产品等的需求，并成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从而拉动部分传统制造业、住宅、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业等的发展，提高这些领域就业者的收入，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需求。 把以上诸个环节联系起来，将会看到一个循环过程，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变量，如扩大需求、结构升级、增加就业、金融活动质量、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等，都内生并互动于这一过程之中。离开这一过程讨论某一个矛盾或变量，很可能出现片面和误解。例如，谈“扩大内需”，作为源头的是真正具有最终产品性质的消费需求，其中起带动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不考虑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将社会总需求仅看作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项的简单相加，就可能出现误导。离开消费结构升级谋求消费需求增长，离开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内需”将难以“扩大”，短期内扩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又如，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是近年来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无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其就业机会，特别是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持续地改善这些人群的收入状况。而扩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所带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没有充分地花钱消费。某个四川农民买不起彩电，是因为某个北京的白领没有买房。 再如，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难，经常被认为是民间投资不振的主因。现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这些企业融资渠道的障碍较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9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高涨期，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也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90年代初中期的民营企业和小企业融资环境要优于90年代后期，去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融资环境在短期内有了突破性地改善？显然不是。除了融资渠道的因素外，市场需求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佳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必然趋于谨慎，民间投资者也不会乐观。“胆子”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资预算约束不紧的国有投资主体。在市场需求提升时，较早作出反应的往往是民间投资主体。 因此，我们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在既有结构的框架下理顺经济循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循环中增量变化逐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如果循环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存在障碍，“交易成本”过高，就将降低整个宏观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集中到“哪个环节是低水平循环的‘瓶颈’”。 （三）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瓶颈”，推动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周期 寻找这种“瓶颈”的一个直接困难，是经济循环中的各个因素是互动的，一个因素与另一个因素之间往往互为因果。尽管如此，具有始发性作用的环节仍是存在并可被观察的。在近几年的经济循环中，具备显著“瓶颈”性质的环节就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其主要内容是向以住、行和提高生活质量为重点的消费层次的过渡。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困难，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资本、劳动力及其他相关生产要素的供给不足，也不是来自潜在需求的不足，而是来自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这种障碍集中表现在“住”、“行”两个方面。以“住”为例，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打破以前，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在打破住房分配制度以后，还需要多级住房市场、金融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配合。而对“行”来说，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汽车进入居民家庭。这是一个在认识理念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尽管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但争议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停止。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对汽车消费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对汽车产业这样一个典型的竞争性产业，实行了远较其他竞争性产业严格的进入限制，其结果是品种少、质量低，价格特别是轿车价格远高于国际水平，直接限制了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就“行”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而言，过多依赖政府投资、市场化投融资渠道不畅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 ２００２年以来一批高增长行业的出现和相当稳定的增长，标志着国民经济由低转升的“拐点”的出现，由此可以引出的一个初步判断是：１９９７年以来由于高增长行业“转换缺口”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迟缓状态结束，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龙头的一批新的高增长行业推动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一变化包含的前提是，制约经济良性循环的“瓶颈”环节已经或正在被打破，而打破“瓶颈”的前提则是相关体制和政策调整的实质性进展。在住房方面，福利分配制度停止，住宅多级市场得到较快发展，尽管不同地区的差距还较大。２００２年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消费政策的调整、加入ＷＴＯ后汽车进口关税下调等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自觉和不自觉地放松产业进入管制后，生产厂家增多，竞争得以展开和加强，品种增多，价格下降，促使消费者预期调整，购买力大量释放，汽车的消费和生产开始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可以不夸张地说，２００２年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政府放松进入管制促进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典型案例。我们经常强调改善消费政策和环境对刺激消费的作用，而汽车产业的经验表明，通过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而降低价格，对扩大消费需求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把这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和政策调整打破消费结构升级“瓶颈”，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一批高增长产业出现，国民经济进入新的较快增长周期的逻辑过程，从而理解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若干重要特征 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期，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做初步分析和判断。 第一，新的高增长产业中的住宅、汽车、电子通讯以及其他消费品产业，是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为目标的。这些产业的产品所满足的不仅是少数特定阶层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尽管从一个年度看，能够买房、买车的是一个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人群的数量及其对经济增量的贡献相当可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群体将越来越大。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构成需求主体的不是“公家”的、团体的消费支出，而是居民个人的消费支出；不是特定阶层中少数人的需求，而是占社会多数人口的需求。只有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住宅、汽车等产业才能成为真正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它们的增长也才具备可持续性。满足大众消费这一特征，将会使增长具有扎实的基础，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续性“泡沫”的出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工作环境，也部分地提供着服务性消费的功能。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等产业属于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它们的增长将受制于上面提及的直接满足大众消费的产业的增长。当然，这样的产业关联状态是以市场有效起作用为条件的。 第二，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较快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２０~３０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２０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电子通讯产业由于设备制造的下滑而较前几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费类电子通讯产品的高速增长对这种下降势头有所抵消。农村进城人口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增长和技术快速进步导致的产品频繁换代，将会支持电子通讯产业在今后四五年继续保持增长强势。与近年呈现出的趋势相似，家电产业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动走势，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村进城人口消费增长、新产品换代和国际市场份额变动等。尽管不同产业增长周期不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多样而多变，但住宅、汽车两大产业的崛起，将使中国经济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与我国市场容量相联系的超大规模现象。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许多工农业传统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产销量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进入国际领先位置，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后，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某种产品总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为人均拥有量还是较低的。最近的另一个例证是钢材的产销量。２００２年我国生产钢材１９亿吨，销售２１亿吨。过去我们按照美、日、前苏联等国的经验，认为１亿多吨钢就已经是“到顶”了，超过２亿吨几乎不可想象。但从目前的趋势看，２亿吨钢也不一定“到顶”。据统计，近年来新增钢材的６０％左右用于房地产建设。只要房地产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钢材产销的增速及总量就会处在较高水平。对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认识和应对能力。这种“超大容量”的市场规模，至少有两个显著优点：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成长起大规模企业；不仅是一个大企业，若干个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企业也可以并存于国内市场，形成有效竞争。在工业化历史上，美国作为大国，在许多行业中，企业规模和大企业的数量都超过了其他较小的国家(参见钱德勒：《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一特点在中国可能表现的更为显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