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按照胡绳提出并得到党史界多数人赞同的中共党史历史时期划分，这个时期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较薄弱的部分。由于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著很多，涉及面非常广（多数不是史学论著，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论著，但对历史又有所涉及），加上这24年毕竟离我们太近，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本文仅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一点介绍，遗漏和错误恐怕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研究概况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多从实证的角度，描述改革的过程，并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二是外国，多从比较角度，探索中国的改革。

（一）国内研究方面，又可分为两种研究，一是搞研究的学者型论著；二是参与决策的官员型回顾和描述。

第一类的代表作有：学者方面的有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汤应武的《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苏东斌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等。第二类的代表作有：《薛暮桥回忆录》、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文集等。

“九五”期间，受纪念改革开放20年和建国50年的推动，国内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

张卓元等主编的《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张宇的《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辉的《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的《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宋承先的《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邹东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在丛书方面，则有：中宣部理论局组织著名学者或部门领导编写的2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丛书(作者有桂世镛、龙永图、王梦奎等，学习出版社，1998)；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和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编写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16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其中属于经济类的有：《中国农村改革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中国所有制改革20年》、《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2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年》、《中国就业体制改革20年》、《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0年》、《中国财政改革20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中国对外开放20年》；伍柏麟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10种：伍柏麟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20年》、张军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李慧中的《中国价格改革的逻辑》、石磊的《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张晖明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袁志刚、方颍的《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张杰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华民的《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尹翔硕的《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和效果》、陆德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

此外，还有：杜润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高尚全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总结》(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韩志国等主编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周振华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王全火等主编的《跨越贫困－－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胡耀苏、陆学艺主编的《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江瑞平等著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中国的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李义平的《中国的经济过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于渝生等的《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事辑要(1978－1998)》(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001年，又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中共党史研究再兴热潮，研究成果纷呈。以江泽民“七一讲话”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简史》为代表，中共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做了科学的论断。

（二）国外研究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8：研究热烈，以赞扬为主；1989－1991年：由赞扬为主到批评为主；1992－2000年：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冷热冲击和感情变化，恢复冷静、客观，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刻(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从大陆来的学者参与)，水平和成果进入一个新时期。

从研究方法和观点来看，欧美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1)左(激进流派)：维克多·李皮特，卡尔·里斯金，斯蒂芬·安多斯等。这个流派人数不多，影响不大。在改革开放以前，他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持肯定和赞赏态度。改革开放以后失落，有些观点仍难以完全转变。(2)中(实证主义流派)：艾克斯坦，珀金斯，罗斯基，尼古拉斯·拉迪，哈里·哈丁，德恩伯格，罗伯特·菲尔德，肯尼斯·沃尔克，约翰·格利， 邹至庄，钱颖一等。这个流派的观点无论是在政府里还是在学术界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广泛的影响，是主流学派。 (3)右(保守流派)：拉曼·迈尔斯，简·普里帕拉，加林森，郑竹园，吴元黎，刘大中，叶孔嘉，安东尼·唐，肖喻明等。这个学派人数也不是很多，影响也不大。一般来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表现出程度不等的敌意或反感，当他们看到成绩时，承认的语气也不是那么情愿的。其中一些人是来自台湾的学者。

（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两条线索和方法（或可成两个流派）：一是以中国的改革理论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研究改革方式和过渡目标为中心。这条线索和方法，一开始就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更多地使用我们熟悉的理论、语言和逻辑来描述和分析中国改革的现状、战略和目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政策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二是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和科斯为代表）为主导，用比较成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的改革和提出政策建议。由于这条线索和方法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内在一致性、先进的分析工具和较强的解释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前者以中国大陆的学者为主，后者以国外学者为主，9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其理论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研究中国的改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