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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用温努提(Lawrence Venuti)的“归化习见”(domestication)概念和由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提出的经济学的措辞(economic rhetoric)，分析香港中文媒体中的一种独特的文类——“经济学散文”。本文一方面通过比较部分香港经济学者的中英文著作，探讨他们翻译西方经济理论时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亦会分析他们以中文书写的“经济学散文”的措辞技艺，包括武侠小说比喻的应用和引用前辈和权威的书写方式。尽管他们的文章旨在宣示严肃的经济学知识或“科学事实”，但实际上“经济学散文”却是通俗的读物，其书写方式并不鼓励读者仔细探究文章所载信息。“经济学散文”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经济学的小说世界，用以说服读者接受自由经济的价值观。此外，本文亦会探讨香港的特殊地缘政治及历史脉络，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负面形象长久地被主流论述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较为优越，使香港市民接受这种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更为容易。
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的偏见
尽管自由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看似壁垒分明，但两派都把“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支柱。他们最大的分歧是：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是百利而无一害；马克思主义者则相信它们弊大于利。这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Analytical Marxism)的经济学家，能够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架构(例如一般均衡模式型及理性选择)，却同时也能对自由主义者所下的结论狠狠批判。
然而经济史学者和有强烈历史感的政治经济学者却指出，将资本主义混同为“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是错误的。例如博兰尼(Polanyi)便指出，在十九世纪之前，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从未出现“自由市场”。布洛克(Fred Block)继承了这个论断，指出就算在美国这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自由市场”也没有充分发展。专注于研究东亚经济发展的学者也同样指出，“自由市场”从来不是导致这区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
同样，“自由贸易”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中，也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据法国经济史学者巴路殊(Paul Bairoch)的研究，“自由贸易”的实行，至多只是一种历史特例，而不是一种历史常态。欧洲能被视为“自由贸易区”，充其量只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二百年中的其中五十年，其余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便正如十六和十八世纪那段时期一样，把欧洲描述为保护主义或重商主义会更为确切。这不但适用于欧洲，同样适用于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当时美国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虽然美国自二十世纪中开始大幅降低关税，却依然存在其他贸易障碍，例如自愿出口限制、多纤维协定、产品标准化要求等等。与之相似的是，东亚这些所谓新兴工业国家的贸易活动，也向以政府干预著称。以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历史著称的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更进一步指出，不但“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根本就是“反市场”的。
虽然欧洲、北美以及东亚新兴国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中心，但私营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总体经济中的角色，恐怕是被高估了。举例来说，大多数的欧洲富裕国家和东亚的经济体都有很大比例的公营事业，包括炼钢、造船、炼油、采煤、铁路、航空运输、电力、煤气、邮政、电讯及银行。相对于公营事业众多的其他国家，日本和美国可能是两个异数。但这两个国家却同时拥有发展完善的股票市场和大量“集体拥有”的上市公司。二次大战后，两国股票市场的私人持股比例便不断下降，机构控投则持续上升，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日本想查出究竟谁是大企业的最终拥有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大部分的企业股票是互相把持的。
“私有化”(privatization)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1980年代世界各地的私有化浪潮，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导致，就是要压榨中下阶层的收入，而非想使经济更富效率。尽管如此，私有化在大多数欧洲富裕国家中还是不太受欢迎。
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对上述世界经济的“非私有”以及“非自由市场”特征，肯定不会一无所知。但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成功支柱的意识形态，还是在各处广被宣示和接受，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归化习见式翻译和经济学措辞
翻译一向被当作是跨语言的践行，对一些被认为是已经存在的意义的一种透明和流畅的再现。但自1980年代开始，那种把翻译只当作是不同语言间的一种互换过程，而译者的角色完全是隐形的观念，逐渐受到挑战。
温努提是众多批评这种对翻译的传统理解的评论家之一。温努提指出，对“透明”和“流畅”这两个传统翻译理论标准的追求，就是“归化习见”的翻译策略。这种策略所提倡的，“是以流行的用法，保持习以为常的语法结构，使词句的意思固定下来等方式进行翻译，使文章通俗易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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