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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特区出现了一件怪事，作为本土语言的闽南话被普通话所替代，新一代的厦门青少年大都丧失了闽南话的语言能力，接着就有许多“有识之士”站出来要为闽南话讨个说法。笔者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至于循循善诱小厦门人“补习”闽南话，更是有画蛇添足之嫌。
就语言学本身而言，可以拿得出手的论据不外乎以下几个：
其一，文化论——闽南话是闽南文化的载体，所以普通话是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工具。
按照这种逻辑推论开去，要保护的决不只有闽南话一种，中国的方言加上民族语言何止千计，再夸大一点，地球上有多少语言更不得而知，还有数不清的服饰、音乐、风俗，是不是要一律贴上文化“标签”加以保护。而事实是，在各文化群碰撞的过程中，弱势文化被淘汰是一个不断加速进行的过程。小非洲人不会讲部落语言，小印地安人不讲印地安语，但这些语言并没有消失，而是记录在语言学家们的典籍中。顺便说一下，负责珍藏这些语言的不是“原住民”自己，而正是“消灭”了土著语言的欧洲人。
其二，资源论——闽南话有与海外华人社会交流的先天优势，学习闽南话是经济投资。
这里便把经济学的逻辑（准确的说只是经济学的名词）塞了进来。事实上，经济学上的资源并不是直观上理解的石油与森林之类的自然物，而是可以在未来带来收益的经济资产。既然投资闽南话有如此诱人的利润，为什么会没有人要这种资源呢？譬如在深圳，因为港资企业较多，讲白话有环境，正宗小深圳人自然而然地会讲白话，而且外地人初到深圳，学白话也是乐此不疲。现今多数传统的港资企业都集中在深圳关外或东莞等地，白话在深圳也就不象以前那么吃香了。又譬如中国国力强大了，外国人学汉语的就自然多起来，这都有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选择行为的学科，一般来说，经过理性选择得到的结果就是合乎经济学要求的。强迫一个主体进行选择，在任何经济学原理看来，都是与邪恶同等程度的概念。
可见，小厦门人会不会讲闽南话，决不是一个“欲则立，不欲则废”的简单命题，而是件正确权衡文化与经济双重标准的大事。为闽南话痛心疾首者所言的道理，停留在语言学角度看，绝对无可厚非，问题是文化的标准不能替代经济规律的基础作用。
厦门人都有知道，前两年上海有一位证券公司老总，可能是吃腻了山珍海味，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拼死吃河豚，结果命丧鼓浪屿。法院在判定赔偿金的时候，所依据的既不是其家属的悲痛程度，也不是给社会风气造成的影响，而是他的年收入乘以他工作的年数。可见，感情归感情，不尊重经济原则，社会和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行，也就谈不上有感情的延续。市场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主宰着各种政治与文化表象的兴亡，让阻碍它的力量退出历史的舞台。
如果只是出于满怀对乡土文化与语言的一腔热爱，为闽南话摇旗呐喊，就陷入了本位主义的怪圈。在这种前提下，找再多的证据，例如“闽南话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时中原移民南下带来的汉语正统”云云，亦都不值一辩；即便从经济学及其他热门学科里挪用几个时髦词汇，也都于事无补。因为这是一个先验的结论，其结果只是离开了社会实践的繁琐哲学。当然，凡事都有辩证之道，没有方言也就不会再有对方言的考证，普及了普通话也就不再需要有人来推广普通话，这会不会砸了某些人的饭碗，就是另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了。
可是那种喜好义正辞严地劝荐别人这样那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随处可见。比如前几年彩电行业的价格大战正要分胜负，偏偏半路上杀出“行业自律价”来这样一个程咬金来，其实是想搞价格卡特尔；近来股市大跌以后，证券业“调佣”风波四起，某些部委又跃跃欲试重演昔日那一幕。又如，国有资产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本是中央的英明决定，有人非要抬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是引诱老板们出高价买一堆低劣资产。再如，厦门旁边有个地方叫泉州，98年一个网吧老板偷偷搞IP电话国际长途业务，话费由每钟九元一下子降到一元，老百姓自然是喜形于色，可是当时的中国电信及其御用文人一下子跳出来横加指责，力陈诸多理由，这里不一一细说了，但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强迫老百姓选择昂贵的电信服务。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时隔不到一年，IP三大家都进入了市场，中国电信被迫提供不使用IP技术的“IP电话”，电信壁垒终于坍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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