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关于人性论文学观的宣传存在不少问题。在他的理论主张中,有文艺是为少数人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文艺的观点。这种论点既然一笔勾销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群的文艺欣赏和文艺创作的权利(从梁实秋的实际论述看,他主要否认的是人民群众的创作能力),也就失去了起码的人道主义的意味,因而清晰地暴露了这位主张人性论的理论家自己的人性中的阶级性。在表明新月派文学观点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梁实秋以“健康”与“尊严”相号召,认为“社会的纪纲靠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7在稍后所写的《文学与革命》一文中,他反复申述了他的人性论的文学观点,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普遍的人性,从人性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是忠实,——忠实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断定“文学一概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8在与左翼文艺界发生争论以后,梁实秋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答辩,他首先对阶级观念作了充满鄙夷的解释,进而对文学的阶级性提出质疑,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在对文学的阶级性作了否定之后,他认为,资本家和劳动者在人性上是没有两样的,而文学就是要表现这基本的人性。他进一步分析说:“无产阶级的生活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痛苦如其是深刻的,必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他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加以辨析时,他对左翼文艺界对文学的斗争功能和宣传功能的理解发出了尖刻的嘘声。○9客观地讲,梁实秋确实抓到了左翼文艺界在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上的某些狭隘僵硬的论点(后者正好为梁实秋提供了恣意嘲弄的口舌),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加以研究的东西,例如共同人性的问题,人性的超阶级性的问题。但是正如上述,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恐怖统治和血腥屠杀之中,左翼文艺界尽管也要求文艺家应当对民生痛苦表现出人道的同情,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文艺作为武器,来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进行斗争。而梁实秋的关于人性论文学观的鼓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只能发生消解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的作用,因此迅即遭到左翼文艺界的驳斥。这种驳斥很快便演变为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全面的批判,表明左翼文艺界至此已放弃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所有对梁的反击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用阶级论来抵制人性论。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10一文否认有超阶级的“情爱”,他说:“我们对于同一阶级自然会‘互助’,会‘情爱’,而对于敌对的阶级一定要‘仇恨’,要斗争。”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认为:“在阶级社会的里面,阶级的独占性适用到生活一般的上面,言语,礼仪,衣食住,学术,技艺,乃至一切的生活内容。”对于梁实秋,冯文着意揭示他“晓得‘不能强制没有革命经验的人写革命的文学’,却不能明白没有生活全人类的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写全人类的人性”的背谬。认为梁犯了在抽象的过程中空想“人性”的过失。
鲁迅的论析对文学的阶级性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鲁迅认为,人的性格感情因受经济的支配,而不免于阶级性,但是鲁迅认为即便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性格感情也只是都带而非只有阶级性。○11但鲁迅对左翼文艺界所张扬的文学的武器功能和宣传功能,也作了肯定的回应。这一事实说明,无产阶级文艺当时面对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来进行斗争,过分纠缠于共同人性,只会消泯无产阶级文艺的斗志,只能有利于反动派维持其旧有统治。
批梁之后,左翼文艺界随后还发动了对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所谓死抱住文学不放的文学观的清算。左翼人士对“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的主张的反感,其出发点依然是阶级论的文学观。所以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的争论,实质是同新月派人性论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