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发现了被摧残的人性之花。于是,《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反映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推动了文学中的人性的复苏。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仅有人的社会性,而且还有人的自然性,在阶级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之爱这种“共同美”的问题。文学理论界关于“主体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文学创作实践又影响到理论上对人性论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研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在这里,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是关注人的,并不仅仅提倡阶级斗争。一时间,自由、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过去极左路线中,文学创作全面否定人性、人情的现象,人们深深体验到,不找回人的自由与价值,文学就不能振兴。
文学理论的探讨,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反思过程中,文学开始步入自觉阶段。于是,人的价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戴厚英的《人啊,人》一起的,还有《人到中年》、《北方的河》以及王蒙的意识流系列小说等作品,从创作上实践了这一理论成果。这些作家已突破政治情感的传统写作模式,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个体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提出了社会如何关注个人的生存,以及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等过去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张贤亮的性爱作品(《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人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矛盾,不仅揭露与批判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从深层探讨了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对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整体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朦胧诗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年轻的诗人想冲破过去僵死的文学创作模式,重新恢复文学的神圣地位,而且也表达了年轻诗人们要求独立表达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人性,作为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一时期变得粗壮起来。
三、人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这时,人生意义与人的价值在挣脱了阶级斗争的束缚后,又一次受到物质利益的冲击。人们对物质的追逐成为人生之第一要义,人们生理官能上的满足成为人们生存的动力。这时期的人性、人生意义、人的价值、人如何从物质生活中提升到精神生活等问题,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唤起了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种对现实经验的关注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对生理体验的关注限制了对想象力的塑造;对生理官能的满足阻止了内在生命的激情;对个人、集团利益的关注阻碍了人生意义的升华。最近几年,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更多地贴近现实,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柴米油盐等生活的细节,并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飞扬。
一时间,经济的繁荣淹盖了社会悖论的客观存在,时代的尴尬充斥于社会之中,人们在无奈之中麻木了灵魂。正如希尔所说:“我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可以征服外部空间,却慑于走进内心世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在失去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的价值与方向,人们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物质利益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矛盾与悖论,人性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一直困惑着富裕起来的人们。人们如何克服眼前的一切,恢复理想的和谐,这一责任又一次交给了理论界与文学界,我国理论界又一次发出了人文关怀的呼声。然而,这一呼声在机器的轰鸣声和人们的高声叫卖中,显得是那样的微弱,以至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听到了这一声音。文学作品大多流于对人们现实生活层面的客观描写,只有张承志、张炜等少数人,以他们的《心灵史》、《九月寓言》等作品,弘扬传统精神与理想主义,要求人们抵御着世俗的一切,追求心灵征服的巨大冲动,并用宗教式的情感守护着心灵的堤坝。人性的张扬在当代文学中又一次处于艰难的状态,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又一次分裂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不同,这次的分裂,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他们把感官上的快适,作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应该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人性的精神特质,也影响到文学对历史的宏大叙述。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的赞美,对人性的歌颂,应永远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我们期待着人们的觉醒、文学的振兴、人性之光再一次推动文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