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年代开始,由于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很大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抒发情感等艺术主张,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其艺术的魄力与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时的作家必须从“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圈子中走出来,不同政治利益,要求他们选择自己的队伍,他们必须走出个性主义的圈子,投入社会的怀抱,跨越“爱情”、“忧愁”的门槛,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人性中的自然性被社会性所淹没,生物性与个体性被现实性与群体性所取代,最终阶级性代替了人性。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成为文学得以生存的重要交换条件。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那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学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与此相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浪漫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了。
应该说,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权,更大的自由。人们在获取更大生存权的前提下,个性自由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主张,在更高层次的进一步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的提出,在当时还缺乏其必要的生存基础,这些理论主张还仅仅是萦绕在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梦,在现实中,这些梦还有难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可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恰恰为这些梦想的实现寻找到现实的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共产党人所从事的解放事业,正是在更高层次实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然而,由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无限夸大,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性论就完全被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成为阶级意识表现的工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除重点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个人主义。毛泽东强调:“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是在特定战争环境下提出的,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是相吻合的,并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于是,它借助于政治力量,逐步成为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并作为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这时作家们为了政治生命,竭力克服掉自己头脑中的个性意识,从原来要求文学独立的殉道者,变为从属观念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人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这种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则。从30年代到50年代,解放区及建国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出现了图解政治,成为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些作品中,人的群体性淹盖了人的个体性,人的社会性取代了人的生物性,人性已经完全被阶级性所取代。在现实中,无视人的权利、人的利益等问题,深深影响了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
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作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它本身的审美本质已经被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代替,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出发,文学已经失去它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效果,这种现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57年巴人在1月号的《新港》上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在1957年7月号的《文艺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人性和人情在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文艺思想,要求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创作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注重人类灵魂的塑造。然而这种合理的要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不仅没能得以在文学中实现,而且这些主张的倡导者,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这些人性主张的殉道者,为了捍卫文学中的人性,以及现实中对人的尊重,自己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这一时期到70年代末,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然而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合理发展。这时的文学作品中,人性中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消失,社会性也被阶级性所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文学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内容。而失去个性、个人情感、人类生理需求的文学,也失去了生活的现实基础,在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日益丧失了它作为文学的品格,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变得衰竭枯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