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以图振兴中华民族时,他们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们从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取了创作的灵感,提出了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他们在文学中提倡个性解放,抒发情感,并以此为契机,恢复人的自然性,特别是个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人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人性始终与文学交织在一起。文学与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持距离远近的差异,导致了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文学中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之中。“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数,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几乎没有。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次上。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4]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文化缺乏自省能力,即便有,也是把自省简单归结为伦理的自我剖析,并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另一方面则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由于外在的政治、伦理、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阻挡,而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的作为。这种文学的表征是以人性的社会性因素不断强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渐退缩为标志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它揭开了新世纪文学的崭新一页。在这一页中,到处是大写的“人”字,人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第一要义。正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发现。周作人是这一时期提倡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他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此文全面论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他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性的定义: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这种兽性就是人的动物本性;神性就是以兼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进而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偏重于发展这种神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人生的艺术派文学”,其目的意在强调“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文学派别的共同理论趋向,即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周作人进一步提出,我说的人道主义,就是立足于个人基础之上的人性。我们大谈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的资格,由此而生发出的是“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解放”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古典文学所塑造的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专制社会机制,而代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兴起,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个重要派别的出现,是五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成果。在创作方法上,“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浪漫主义。从表面看,两者有很大区别,但在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张表现情感、鼓吹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两者却是惊人的一致。尽管“为人生而艺术”派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但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并不要求文学实现教化功能,而是主张文学要以情感人,从文学的角度提倡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
从人性和谐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更多地强调了人性中的自然性方面,而在自然性方面,更注重个体性张扬的问题,这看似是对人性中自然性的强调、人性中社会性的削弱,而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无视人性的一种矫正,他们希望用个性的张扬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使国家走向强盛。因此,人性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它对于恢复文学的本质特征,实现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