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问题概要
人性是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人性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关于什么是人性的问题,理论界有颇多的争议。笔者认为,人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体现着人类通过实践,在与客观世界发生必然关系时的不断发展行程,即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
人性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然性的问题,即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与生理需求。然而,人性的这些自然性问题的解决又不能完全在一个生物学层面上来完成,人的现实存在,决定了它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来完成。因此,人性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物种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在社会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性中的自然性又可分为人性的生物性与人性的个体性;人性的社会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性的现实性与人性的群体性两部分。人性的现实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又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比如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又表现为阶级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就完全等同于阶级性,并进一步把人性与阶级性划等号,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不同的甚至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有互相渗透的一面,有时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出现在利益上的某种妥协。另外,从精神方面来看,各种思想内容也具有阶级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具体体现在对“共同美”的认同上。所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性。
从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95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着对立统一。人性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它是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而人性的社会性则是人性的自然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从历时性上讲,人性的自然性向着社会性不断发展,体现着人类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行程;从共时性上说,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相通的,两者在社会实践的前提下得以相互勾通。进言之,人性的自然性的实现,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它必须依赖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人性的社会性的实现,最终也是为了人性的自然性的完成,特别是人性的个体性的完善与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中,人性的自然性得到不断提升,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动物界,使人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主动地改造自然。在这个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不断地人化,而人自身也不断地社会化。由于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之间量的变化,导致人性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是人学”概念的不断修正与变化。
从本质上讲,文学的对象就是表现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心灵世界。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3]但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就决定了人性内容的差异。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文学中,人性总是处于不断动荡之中,它往往受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影响,呈现为复杂的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性内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总是处于矛盾对抗之中,人性在文学中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表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
二、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
人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与人性来实现和解的。于是,个人的价值需要借助于社会或者是团体来加以表明;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需求,“文以载道”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古典文学中,由于社会理性化的加强,“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不断强化,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以伦理纲常来压抑人的个性,人性的自然性,人性中的社会性在文学作品中,处于无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自然性,特别是生理本能的畸形发展。尽管人们把《金瓶梅》说成是通过“性”描写,来揭示封建社会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但当我们把《金瓶梅》还原回中国古代社会后,将会发现这种对“性”的描写,决不是简单地张扬个体性,对封建制度的另一种反抗形式,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完全放在了生物性上,即人的生理本能上。这种人性的描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进步,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更为贴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