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里要说明一点：我之所以不赞同文学评价中以与社会性相对立的“人性”为标准，绝不是意在鼓吹阶级斗争，要求通过作品来煽起阶级仇恨。文学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许多作家也确实都是抱着美好的理想，为实现人类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来进行创作的。以致人们常把作家看作是“人类的良心”、“民众的喉舌”；但是他们对社会不平的憎恶和揭露却又是最深切和深刻不过的。这是否与他们的主张相矛盾？我觉得并不矛盾，理由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一般人性”只不过是一个理想的尺度而非现实的尺度。文学毕竟不只是生活的反映，它还体现着作家对人生理想的一种追求，因此，它在揭示人间的不平、不公、丑陋和罪恶的时候，并不排除具有唤起人性的觉醒、以自己的作品来促进人性同化的愿望。我们不妨说这是一种“普世情怀”。
普世价值与普世情怀都关涉到一个普遍适用性的问题，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普世价值是一个客观观念，表明这种价值在实际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着的，是以视一般人性为现实的存在为思想依据的；而普世情怀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它只是把一般人性看作是一种理想的尺度，只是表明对于普世价值的一种主观的意向和追求。所以在我看来，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对立，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普世价值、全人类价值是不存在的。
而我们之所以不赞同普世价值而提倡普世情怀，是因为它作为对美好人性、实现人间的正义、公平、亲善、友爱的一种理想和愿望，对于一个从事“美的艺术”创造的作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由于美的这种普遍可传达性的功能使得它在性质上非常接近道德意识中的“善”。因此凡是从事美的艺术创造的作家，往往总是比一般人更能超越自身社会地位的限制，从普世的观点来思考和评判社会人生。这是文学史上许多出身剥削阶级的作家之所以能超越本阶级政治立场和思想偏见而站到广大人民大众一边，作为“人类的良心”、“民众的喉舌”为他们的悲惨和不幸的遭遇进行呼吁和请命的原因。“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借他的口说了话。”这是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所共同的特性，——当我们在阅读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曹雪芹、鲁迅、雨果、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时，无不都深深地为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对现实的抗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世情怀所感动。它可以唤醒读者的良知，激励人们为创造这种美好的人生去奋斗；这也是一切人类伟大思想和伟大学说的共同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一个作家若是具有了这样一种普世情怀，那么，他在作品中描写社会的矛盾、社会的罪恶、不公、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与追求人间的大爱是不矛盾的。所以康德认为：“甚至战争，假使它用秩序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神圣性进行着，它在自身也就具有崇高性”，特别是“当它冒的危险愈多而在这里面愈益勇敢地维护着自己时”，那么“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人的思想风度愈益崇高”。
这里，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及这种反抗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也就找到了我们所说的普世情怀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分歧所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家都非常同情人民大众的苦难、憎恶社会的不公和不平，并以他们博大的情怀为实现他们心目中的人世间的大爱而热情呼唤；但是，他们没认识到这种人间的大爱不可能靠上帝恩赐，而只有唤醒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更不理解反抗、斗争与实现人间的大爱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但从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对于一部美的艺术作品来说，描写战争，不应该只成为对暴力的展示，更不应该变成对暴力的歌颂，激发人们去欣赏暴力。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黄修己以《一个人的遭遇》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为例证，所提出的评价战争题材作品的原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描写战争，“肯定的是保卫人类共同的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的勇敢和牺牲的精神，是以人类性为标准，而不仅仅以民族性、阶级性（按：我理解的是狭隘的民族复仇和阶级复仇主义）为标准，更不是去肯定战争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