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把艺术归结为感人。这个定义显然有疑问。我在奇尔科廷（Chilcotin）人那里买来一个筐子，摆在组合矮柜上，客人都说它编得很美，很艺术，但我从没见它感动过谁。人们喜欢它。但人们也喜欢打麻将，喜欢奶油蛋糕。当然，我们可以不承认编得很艺术的筐子真的可以叫做艺术或艺术品，我们也可能发现这筐子中吸引我们的东西隐隐约约是有感人之处。这且不去深究；这个定义的疑问主要来自另一个方面：舍己救人是感人的，但舍己救人并不因此成为艺术。
不过，我们还是愿意追随巨人走出来的道路，即使这条路哪里稍有偏差。巨人的眼界高而广，只要我们不限于亦步亦趋，那么在巨人所领的方向上，我们多半会发现奇美的景观。侏儒看不出三步之外，即使他没走错路，也不会把我们引到哪儿。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在前贤指引的方向上稍事摸索，在艺术和感人之间稍事停留。
我们经常受到感动。大到青年人为理想捐躯，小到母亲的眼光，快乐或忧伤。
你的行为举止感动我，因为我和你怀有共同的关切。你勇敢临阵，我受到感动。我们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生死相托。如果我根本反对这场战争，原被强迫入伍，我可能觉得像你那样子冲锋陷阵，简直傻冒。当然，即使这样，我仍然可能被你的勇敢感动。我的感动来自另一层次上的共同关切，超出这场战争之外。有人说，有一些行为品质，如勇敢和诚实，具有超越一切实际关切的价值，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会为之感动。这里的争论也许只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我看，‘关切’这个词指的总是实际切身之事。‘祖国’这个观念可以十分抽象，但它也会成为非常实际的关切，实际到让人舍家撇业，更不说工资奖金这些实际关切了。唯因为它可以是非常实际的，人们才能没事儿拿它来空谈。关切总是以它有多实际来衡量的。对超越性质的价值的关切也一样。
感人不仅基于共同关切，而且它也增益和培育共同关切。我本来不大关心邻人。但我碰到难处，你总伸出援手，久而久之，我培育起了帮助邻人的热心。
英勇和善良感人，讲述英勇和善良也可以感人。你从激战之处来，目睹英勇行动，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讲给我们听。你讲述的事情感人。甚至讲述本身也感人。不在于你讲得艺术。差不多正好相反：我们不在乎你由于激动而没有把要讲的事情讲得足够清楚。你身处英勇战斗的环围，从而具有感人的力量。你作为事中人感动我们。
事过之后，你平静下来，原原本本把英勇行动讲给远离现场的我们听。你不再是感人场景的一部分，感人力量端来自所讲述的事情。非必激动不已才能感人。你刚刚离开英勇献身的战士，讲得声泪俱下。事隔多年，你经常讲到这番英勇事迹，每次都声泪俱下语无伦次，不是有点奇怪吗？让我们感动的方式有无数种，但它必须是‘自然的’。只有已经变得矫揉造作的灵魂才会被矫揉造作的方式‘感动’。
你自己并不富裕却解囊帮助另一个穷人，会感动我们。感动我们的是你的真实关切，对那个穷人的关切。若我们得知你这样作，目的就在感动我们，我们的感动会大打折扣，我们可能根本不感动，我们可能反而生出反感。你的善良感动我们。但你不是为了感动我们才善良。只有自身具有真实关切的行为，才可能感动我们。
意在感动我们的行为不再感人。一个人怎么会平白无故要感动我们呢？除非他别有所图。如果你确切了解到，我经常帮助你的孩子，目的是要感动你，从你那里谋取一个职位，你当然不会感动。因为这里没有对孩子的真实关切。我想谋取职位，而这不是你我的共同关切，最多我们会在这一点上互相利用。
有人可能会说，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帮助孩子这个事实并没有变。不然。我们从来不孤立地看待一种行为。我们说到‘目的’，也不指行为者的心理活动，而指他的这个行动和其它行为举止的联系。
感人的行为不可以意在感人。然而，讲述英雄的故事，目的总是感动我们吧？出于这个目的，讲述者使用艺术手法，有所增删有所虚构。艺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感动。技术和艺术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目的不同。为了感动人服务的技术就是艺术。
只有在贬义上，感人才会成为目的。艺术也是人的行为，它从哪里获取特权？意在动人的艺术不再动人。这个根本之点当然不会逃过托尔斯泰的眼睛：‘观众、读者和听众一旦感觉到作者的写作、歌唱和演奏…是为了他们──为了感受者，…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反感。’[1]
这倒不是说，讲故事的人预料不到我们会被感动。我抽烟，并且知道抽烟会引起咳嗽，但我仍然不是为了咳嗽才抽烟。你帮助我，你知道我会感谢你，从这里却推论不出，你一定为了我会感谢才帮助我。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被目的领着走，而被爱护、关心、癖好、恶习推着走。如果我们不曾堕入目的手段的行为本体论，这原是明明白白的。并非任何行为都为目的规定，也非任何有意的行为都为目的规定。感人从来不可能是目的。所谓把感人变成目的，无异于说把感人变成手段，像大多数宣传和广告那样。宣传和广告本来不是什么坏东西。广告可以把所要介绍的产品介绍清楚。但它常常动用感人的手段，于是变成了坏东西。
我们从本性上抗拒感动我们的企图。我们不‘要’被感动，这是我们能被感动的先决条件。为了感动人而作点什么让人厌恶，为了被感动而作点什么一样让人丧气。我们能追求刺激，我们无法追求感动。使我感动和使我受到刺激稍有不同。
真的没有人追求感动吗？难道你不曾见过男女老少要出门去看一场内容悲惨的演出，兴致冲冲备足了手绢。是的，他们准备好了大受感动。是的，人什么都可以追求。渥仑斯基追求卓越，追求安娜。他都失败了。所以葛里高利什么都不追求，他爱他恨他生活他战斗。你也可以不追求安娜而追逐女人。你可以把什么都当作刺激来追求。那还有谁挡得住你追求感动。
我们因为怀有某种目的而行动。我们也因为怀有某种关切而行动。这岂不提示出关切本来就是一个目的吗？
我们有时被领着走，有时被推着走，有时就那么走着。目的在前面引导我们。还在起作用的目的总是未完成的目的。未完成既然是目的的明确规定，就不必再说‘潜在目的’了，除非我们是在一种极为寻常的意义上这样说：别有用心。‘内在目的’也不是一个良好的用语。不过，黑格尔所说的内在目的，的确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关切、关心，因为他说内在目的无所谓完成不完成，它在，它就完成了。这正好是关切的特点。目的在前面引导我们因而可以是未完成的，冲动在后面推动我们因而可能受阻，而关心就在当前，能做的时候就去做，不能做的时候就惦念。
我当然关心我的目的，关心它的实现，因此也关心实现它的手段。然而我也可以关心他人的目的，他人的作法。我也可以没什么目的却有关心。他关心母亲的墓地，每个月都去打扫。我们设置目的，却不设置关切。关怀生长起来。并非说，关切是盲目的，而只是说，我们不从目的性方面来规定关切。
我可以目的明确，却不明白什么是正确的手段。你我合伙做买卖，目的是要挣钱，有一桩买卖，你想做，我不想做，你证明了做这桩买卖合算，最终把我说服了。你可以有十种办法说服我，没有一种需要感人。
我可能没有明确的目的，而你说服我设置一项目的。其实，你劝说我同意做的那桩买卖，说是手段还是目的，本来只是角度不同。为目的而设置手段，这个手段本身又需要手段，于是它成了目的。人们骄傲地宣称这里有一种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而且在这种辩证法里苦苦寻找人生的‘最终目的’。
理由可以打动我，但不能感动我。你基于我的既有利益使我改变了计划，但你并没有改变我的关切。只有通过感动才会改变爱与恨，关心与冷漠。感动具有深度。这话的意思是：只有打到深处的，我们才称之为‘感动’。同理，关切处在深处。只有受到感动，才可能转变关切，才可能生长出新的关切。你的英勇感动了我，增进了我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忠诚，增进了我对你的敬佩，增进了我对某项事业和某些人的关切。胆小的变得勇敢了，新的热情生长出来。说服改变了我们所挑选的东西，感动改变我们本身。
感动一定会改变我们吗？詹姆士说到，太太小姐听了歌剧，为穷苦人眼泪汪汪，出门碰上要饭的，赶紧拿手绢捂了鼻子，登上奔驰车扬长而去。我们打哈歉是因为困倦，但我不困倦也可以打哈歉。我们握紧拳头，是准备狠狠一击，但我根本没打算出击也可以晃拳头。太太小姐不改变什么，但受到感动，在包厢里流眼泪。她伪装感动吗？伪装总是装给别人看的。但她深夜里独宿闺房，读《苦儿流浪记》读得泪流满面。伪装只是不真实的一种。由于这种形式比较简单，我们会经常用它作范式来说明不真实。虚伪非必装给别人看，它可以在血管里流动。有人流泪，既不是伪装，却也不曾真被感动，这我们见得多了，简简单单说那人爱哭。也许我们该说感而不动。只不过，感本来含有动，所以感而不动，就不该说是真有所感。我们也许可以界定某种‘纯粹的心理感受’，像个小小的黑洞，只受不出。只不过须记住，感动并不是由纯粹的心理感受加上行动合成的。因感而动是常态，纯粹的心理感受是感动的一种残缺形式。在当代的都市生活中，我们深怀关切的事情那么少，制造感动的动机又那么丰富，乃至于感而不动成了常态。假使语词没有历史，我们简直就要说，卡拉OK里的歌词才是真正‘感人’的，而那些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事情，倒是感人的一种变式，是在纯粹感情之外又加上了点见诸行为的变动。
你爱小动物，我有相当的把握认为你是个慈爱的父亲。你迷莫扎特，我有相当的把握认为你不是个刽子手。然而，我只能有相当把握，我不能断定。一个儒雅的日本将军从百般抚爱的小孙子身边转过身来，向下属指示怎样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四个法西斯军官像捕杀耗子一样射击地窖里的犹太人，然后回到宿营地奏起莫扎特的美丽的四重奏。没有哪条定律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这不可置信，这难以置信。这几乎违背逻辑。
我们的各种关怀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别一下子断定，我们关心的事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爱小动物和爱孩子是有某种共同之处。但它们没有必然的联系。‘必然’这个词已经被数理逻辑和力学抢走了。那么，它们该有一种或然的联系啦？它们有很高的正相关系数？竟有人认为模糊数学和概率论表征自然科学终于向人文领域退让了一步。它们是在进一步侵夺心灵的领地。社会科学变得越科学，它的方法论越完善，它就离开心灵越远。
爱护幼儿和屠杀平民互相矛盾。矛盾是对人类心智的挑战，它要求解答，呼唤解决。我们这么说，本来没什么错。然而今天，自然科学──更确切地当然该说‘不自然的’科学──统治了我们的思想的今天，我们怎样聆听这种说法？逻辑不再努力贯通人生的各种基本关怀，它正忙着建立五花八门的符号学。矛盾不再是对健康心智的挑战，它不过是哪个公式里出现了差错。为了深入了解人心的矛盾，我们指望社会学提供更多的统计数据，仿佛四个军官屠杀犹太人之后去演奏莫扎特还不够我们思考。如果不满于社会学所提供的或然联系，我们还有精神分析呢。它会提供具有科学根据的解答，在演奏莫扎特和屠杀犹太人之间建立必然联系。
托尔斯泰明言，科学要求认识的统一，艺术要求感情的统一。是的，正如人类认识不断面对矛盾并努力建立统一，人也始终面对感情和关切的矛盾并努力建设统一的精神世界，只不过在这里，矛盾来得愈加错综复杂，融会贯通愈加艰巨。当然，融会贯通带来的‘快感’就愈加深邃基本。谁面对心灵的矛盾？谁建设精神世界的一统？我们后来称之为‘艺术’的那种人类活动。然而，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虽然艺术家还在活动──他们正扛着他们的艺术产品在外国使馆门口游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