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身份意识作为进入文学文本的路径，论述对身份的寻觅、认同意识在文学叙述和描写以及艺术魅力形成中的作用。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郁达夫的《沉沦》（1921年）、宗璞的《我是谁？》（1979年）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6年）进行身份认同的解读，并且力求能够证明，第一，在主要以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为艺术表现对象的文本中，身份认同尤其是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更为突显。对于文学描写来说，也是更为丰厚的资源。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而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确认。对身份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任何人群中的人们，比如说工人、农民、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但是，因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体验，会有更多的文化因素的渗入，对自身的归属和对文化的认同感更易于被他本人所意识到，在心理空间中更易于留下痕迹。第二，身份认同是一个语境式的问题。由于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是一个群体，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说是在主要矛盾的突显下）他会选择认同某一身份，也就是归属于某一群体成为他的主要指向。换个角度说，就是身份认同可以分为许多种，从我们所分析的三个文本，主人公的体验主要是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第三，在同一个大概念的身份认同的属类下，由于认同主体（在小说里就是体验的主人公）所处的自己与对象的结构内容不同，认同的内容也会是不同的，也就是会出现不同的归宿要求。比如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有不同层次的差别。同时，认同是一个漫长的心理过程，历史、时代思潮、观念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认同的内涵的差异，所以，对某一种身份的认同，其实，也可以说是对这种身份的建构。比如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中的不同内涵。
一、《沉沦》之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所谓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心理学上说，是在诸种所属群体里，激活对自己所属的民族这个群体的忠诚、归属感和身份的自我。这种激活的背景，一般是在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发生事实的联系，或者发生文化冲突的时候。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在不同民族关系框架中进行的。比如，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框架中，某一少数民族文学对自己民族形象的塑造，对自己民族情感的体验，对文化身份的强调、认同和艺术表现愿望等。而当作家以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为情感背景，描绘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的情感体验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他”所经历的文化身份认同即属于后一个层次的。
小说叙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他”所处的时代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且又经历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瓜分后的时代。作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青年，“他”原本就有早熟的性情，这种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绝不相容的境地去”，随着大哥来到日本之后，“他”竟然发展到抑郁症。“他”在人群中感到的是孤独、忧伤、自卑，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渴望获得女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又自卑、忧郁。随着青春欲求的萌生和发展，对于异性的关注、追求和追求中的受挫感和失落感，日益加深地折磨着“他”。他将自己受挫和失落的痛苦体验和祖国的积贫积弱联系起来。每当“他”失意时，就归咎于自己是“支那人”，愤慨地说：“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这种极为失落的情绪，以及和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眷恋而又怨怼的情感体验，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一方面，“他”的民族之根毕竟在中国，华夏文化滋养了“他”，他的精神归宿理当在中国和中国文化之中，可是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处于弱势的、被异邦他国所歧视的国家，“他”在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情境中，必然感到若有所失，似乎生活总不在“他”的身边，而在别处。这是小说主人公的体验，也是作家本人体验的投射。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自己“因为对现实感到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的要起来，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的奴隶，而变作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eternal Pilgrim)”。对于这种总是追求别处的生活，而对现实所处失望、悲观，郁达夫自己认为是一种天性。而我们在对《沉沦》的文本分析中更愿意认为，这是在跨民族和跨文化交往中，作为弱势国家和民族的人们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心态和个人命运。
主人公“他”在失落情绪中生发出的对故国的眷恋和怨怼，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哀婉、凄凉的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在20世纪初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心理引起子文化的回应。文本中多次出现月亮意象。“露是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杜牧）这些蕴涵着凄凉、悲伤、离别的意味早已沉潜在人们的美学感受中，所以，《沉沦》中出现的“半轮寒月，高高挂在天空的左半边”，“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身在岛国的“他”和故乡共着一个月亮，月亮寄托了“他”对祖国的思念，“他”看到，在西天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他自语到：“那一颗遥遥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故乡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向往回归祖国，可是回归祖国后，“他”还会生出别样的失落，这是那个时代国家积贫积弱，而游子在他国经验了新兴现代性文化之后所必然的。小说的叙述逻辑已经将这样的可能展示给读者了。后来，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说过自己：“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先后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郁达夫的失落，这段话印证了《沉沦》中“他”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惶惑和无所归依的时代性。
这样现代意义上的飘零感，渗透在文本的叙事风格中。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点，却是第三人称小说中内聚焦叙事（注：所谓内聚焦概念，来自小说叙事学家热奈特，热奈特发现，在20世纪初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转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来叙事。这样一来，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这两个不同的实体中。）。小说中景物的描写大多出自于主人公的眼光所见，那些景物都是“有我之境”，带有凄凉、失落的感情色彩，比如对月亮的描写；聚焦人物的行踪则是顺着人物的心理走向而外显的结果。“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苍空，一天一天的高起来。他的旅馆旁边的稻田，都带起金黄色来，朝夕的凉风，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里去，大约秋冬的佳日，来也不远了。”但是“同刀也似的”等字眼，显然有一个体验的主体存在而使之然。主人公“他”的眼光已经渗透到或者代替了叙事者的眼光。虽然故事外的叙述者似乎还存在，但是叙事眼光却存在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他”的身上。“他”带着读者一起前行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心理旅程中。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他”是个可以反复地被当代中国人不断体味的艺术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