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艺术回归本体，是广大电影人的期待。新时期以来，在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影视剧中，人行意识、人生况味的执著表现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例如，吴天明在《人生》、《老井》等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西北农村民众窘迫的人生境况和不屈人生追求，表明了在新旧转换的历史交汇点上导演敏感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吴贻弓在《城南旧事》中，通过对童年往事的追忆，表现了人们怀旧的心理及对逝去的往事富有诗意的追问：张艺谋在《红高梁》中，对民族性格中酒神精神进行了召唤和张扬，对野性而热烈的人生予以了赞美：而夏钢的《大撒把》和黄建新的一系列“新写实主义”作品更以其强烈的平民意识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在世界影视史上，谈到表现人、呼唤人性复归的力作，不能不提到美国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是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通过黑奴汤姆的人生遭遇来反映种族歧视问题的力作。影片中，黑奴汤姆与他男主人的幼小爱女的交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影片画面总会给出一个充满童话般气息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老人与小女孩的友爱尽情地赞颂着人性的美丽。不久，小女孩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汤姆接着也死去了。在这个污浊而充满疯狂欲望的世界中，两个善良、纯真的生命终于走完了其人生之路。一个未受到世俗污染的小女孩，一个和善的老人先后离开了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从这里，我们看到，作品在反对种族歧视的后面有一个更高的亮点，那就是对人性的崇尚，对人的平等价值的肯定，由此，影片获得超越。认识并且指出这一点，对于影视批评家来说是重要的，只不断地揭示和总结影视艺术探索人性的历程，批评才真正起到了自身的作用。
〔三〕批评的深度——理性延展
很多时候，影视编导们是靠自己的审美直觉，以其创作情趣的渲泄完成作品的。虽然这些作品由于他们真实心灵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深刻的审美启示，但影视创作者意识到自己的突破点有什么地方是很难的，这时批评家对影视作品深入的评析和把握就十分必要了。不能否认，有些艺术家本人就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甚至于其作品就是其哲学思想的艺术再现。如萨特的《禁闭》、《死无葬身之地》，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等，它们都是作者深邃的思想和完美的艺术相结合的典范。对他们来说，批评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点化问题，更多的是认同性阐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享受性快乐。但对绝大多数欣赏者和艺术家来说，具有哲学品格的批评，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延展性分析的批评是不可或缺的。
1997年，张艺谋推出《有话好好说》时，许多评论都着眼于这部影片和他前期作品的比较，人们甚至对某些具体的拍摄方法都提出了质疑，轻而易举得出了“风格的失落”和张艺谋不适宜拍城市片等等结论。但是，如果注意到了这部影片的某些色彩——即平民化、去中心化和反精英主义等颠覆性的东西（当然，这种颠覆并不带有多少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和表达个体复杂性感受的某些焦虑成份，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放弃了深度的嘲弄和戏谑的味道），或许就不会急于下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了。当然，这需要批评家对创作者本人的心态和当时社会思潮有敏感体认和把握。只有这样，批评才能有理性的深度并对创作进行引导。
再以日本影片《让我们跳个舞好吗？》为例，作品虽没有多少深刻哲理因素，但它确实对现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有特别的敏感。我们除了钦佩集编导于一身的周防正行的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外，对其作品思想层面的智慧也不能不予以关注。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象主人公杉山那样的人，一心在家庭中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并且努力想让家成为心灵可靠的停泊处，当然也有很多生活上很讲“个性”和“现代”的人。实际上，两种人都面临如何去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从封闭、压抑、孤独的心灵状态解脱出来而获得真正精神平衡的选择。尽管从现实人生角度来讲，这部影片乐观的结尾有些差强人意，但仍表明了创作者对人的未来美好的期望。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已不仅仅是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精神上的欲望和价值如何得以满足和实现，实际上它也暗含了在后工业的消费社会中，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难以交流和沟通的情形（主人公的妻子宁愿出50万的巨资聘请私人侦探来调查他，而不能与之进行当面交流。），特定社会使人无可逃避地陷入一种绝对的精神危机中。这种更深层的把握是批评理性延展的结果，也是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
如果我们承认，影视批评也是一种创造，那么，它必然会带来某种创造性的东西，它能提出新的思想和思路。上面所提到的对影视剧内在意蕴进行把握时批评应具备的三个质素，代表了高屋建翎的批评基本的姿态。也只有进入这样的平台，发真正的批评会出现。
拉塞尔·阿伯克隆比说：人一发觉——他喜爱此物胜过彼物，就有了评论；这等于说，评论和文学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只有在模糊的、本能的偏爱变成自觉而明确的理性选择时，评论才开始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评论是在人们求助于理性原则时才出现的。
当我们试图从观念层次对影视批评艺术类型和形式进行理性清理时，我们应该清楚，任何理论原则的建构对于生动的批评现实来说，只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框架，它决不可能代替或等同批评活动本身具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批评也只有在不断的调整与印证中提高自身，才可能真正成为引领影视创作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