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美国银行家》杂志世纪版（1999年12月出版）的开篇文章《风险、监管与未来》中指出：“显然，银行之所以能够为现代社会做出这么多的贡献，主要是因为他们愿意承担风险”。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富古森（Roger W.Ferguson，Jr.）在2002年3月4日的演讲（题目是“回到管理银行风险的未来”的）中也指出：“银行因为承担风险而生存和繁荣，而承担风险正是银行最重要的经济职能，是银行存在的原因。”
　　上述论断表明，商业银行的核心能力是风险管理能力，商业银行是否愿意承担风险、是否能够妥善管理风险，将决定商业银行的盈亏和生死。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银行是存者与贷者的集中。”但如果说在商业银行产生的初期，它们所提供服务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解决双方在融资的期限、时间、金额、现金与凭证的交付等方面的矛盾和困难，那么在信息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工具已经广泛应用、支付手段已经非常方便的今天，金融机构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价值，所占比例已经非常小了。在目前条件下，“借者”与“贷者”之所以需要银行来作为中介，是因为银行能够更有效地管理风险，从而克服资金融通中这一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障碍。
　　银行监管发展的趋势也表明，银行风险才是监管当局（进而商业银行自身）关注的焦点。《新巴塞尔协议》中所提出的“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无一不是以风险为核心的：银行所需要的资本量，完全根据其风险程度来确定；政府监管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市场约束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参与者更多地关注银行风险状况的变化，通过保持或改变其与银行的业务关系，促进银行稳健经营。
　　在最近30多年以来世界各国的银行危机中，所有倒闭、被政府接管的银行，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在风险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从80年代美国储贷协会危机到从90年代初持续至今的日本银行业危机，从80、90年代一直到现在仍连续不断的拉美金融危机，到刚刚过去不久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5年尼克·里森因期货交易造成8.6亿英镑巨额损失而将拥有232年悠久历史的巴林银行推上死亡之路，到2002年发现约翰·鲁斯纳克因违法外汇交易造成7.5亿美元损失而使联合爱尔兰银行市值在一天之间暴跌13.7％，这些事实一再证明：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生命线。

　　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特殊性

　　核心能力概念及相应理论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d）和加利·哈默尔（Gary Hamel）首先提出的。他们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中首次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源于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决定企业在长期内能否生存下去的根本因素，它是蕴藏在企业所拥有的、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规则资源背后的一种能力”。他们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检验企业核心能力的标准，后来者将其概括为“价值优越性（能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不完全可模仿性、不完全可替代性和不完全可贸易性”。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是否符合这些标准？由于资金融通最主要、甚至唯一的障碍是风险，所以其它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中所创造的核心价值也应该是管理风险，那么商业银行又如何区别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我们以共同基金（开放式基金）为例来进行说明。从表面上来看，共同基金和商业银行的功能都是实现资金从盈余单位向赤字单位的流动，两者之间的差别似乎只是形式上的——在获得资金时，银行出具的是存单或存折，而基金出具的是基金单位或受益凭证；在将资金注入赤字单位时，银行收到的是贷款合同，而基金收到的是有价证券。因此，两者似乎是可以完全替代的。美国著名金融专家兹维·博迪就由此而提出了“商业银行要被共同基金取而代之”的著名论断。从更深一层次的分析来看，虽然共同基金和商业银行在促进资金融通方面所创造的核心价值都是管理风险，但两者在管理风险的工具和方式上，存在着质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使我们得以说风险管理能力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