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周期经营模式：规模扩张的系统性风险

　　商业银行片面追求规模绝不仅仅是微观层面某个机构的经营理念问题，与宏观经济也存在密切关联。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固然具有一般企业的微观特征，但是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起着上承财政货币政策、下启资源配置的桥梁作用。因此，现阶段我国银行规模片面扩张与宏观因素、产业走势具有高度相关性；甚至可以说，银行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先看国外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三次主要危机都体现了银行不适当规模扩张的恶性作用。一是美国80年代的储蓄与贷款协会（S&L）危机。在80年代中期经济繁荣期，此类金融机构向大量中产阶级提供中长期住房按揭贷款，而支撑该贷款的主要是处于繁荣期的高息存款；到里根政府后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失业上升，公众预期收入下降，利率下跌，住房按揭出现大量不良，导致此类机构全线崩溃。二是日本90年代中期银行业危机。90年代以前，日本作为高速增长和人口稠密的经济体，住房需求旺盛，地产价格长期居于世界前列。银行业基于对地价持续攀升的预期，给与建筑类企业巨额融资。同样，由于一个貌似与此不相关的因素：美国汽车业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导致日本相对竞争力下降，出口受阻形成大量失业，住房需求迅速下降，地产价格泡沫破裂把银行拖人绝境。三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韩国的教训。韩国一直存在特定的银行一财阀（chabol）联合体，银行以追逐现代、三星、大宇、浦项和起亚等看起来“太大以致于不可能倒闭”（too big to fail）的企业贷款为要务，在国内资金缺乏时大量借人高息短期外债给与支撑。当市场逆转时，大宇和起亚的破产危机直接导致银行无法归还短期外债，以致我们今天都能够回忆起韩国前总统金泳三流泪宣称“韩国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可悲场面。

　　再看国内的教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过热与治理整顿导致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也与银行业支持重复建设有关。如：1995年，中银信托投资公司被接管； 1997年，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1998年，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2002年，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技术开发信托投资公司、鞍山证券公司被撤销，大连证券有限公司被要求进行停业整顿，等等。而这些机构都曾经历大规模扩张、高帐面盈利和之后的迅速风险积累过程。20世纪90年代，我国曾有部分城市和地区（如海南和广西北海）一度被视为金融重灾区和风险高发地带，主要就是由于当地金融机构盲目扩张、恶性竞争所造成的。

　　因此，商业银行的单纯规模扩张型发展实质是一种“顺周期”式发展模式：它在宏观层面上加剧了经济波动，通过信贷资金注入进一步堆积泡沫；在微观层面上，商业银行在不断片面地为加速的经济列车添足“燃料”的同时，也把自身置于流动性、违约和价格波动的三重风险中；因而很难说银行是宏观经济周期的受害者，甚至把经济周期和中央紧缩政策作为银行业不良贷款过高的原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遁词。所以可以说，恰恰是商业银行自身在顺周期操作中制造了系统性风险。

　　（二）反周期管理：适度规模与风险规避

　　针对“顺周期”经营，我们有必要引入“反周期”的审慎发展理念。中国商人鼻祖陶朱公在“三致千金”后曾把自己的经营理念总结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取我予，人予我取。用现代管理学术语看，这包含套利、跨时风险管理、价格风险敞口控制等内容，而其中更直观体现的则是我们的“反周期”概念。

　　一是在经济高涨期避免跟风行为导致的资产过度扩张。经济高涨期往往在宏观上意味着通货膨胀与较高利率水平的并存，此时贷款利率固然相对较高，意味着银行收益较高；但是存款利率，即银行的融资成本也居于高位。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则必然出现信贷违约风险；而中央银行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则意味着银行既往吸收存款的融资成本过高。此时，企业可以通过破产豁免银行贷款，而银行除非破产，否则不能豁免因存款扩张带来的高成本。因此，在经济高涨时的适度收缩是更优选择。

　　二是在经济衰退期避免过度收缩。衰退意味着相对积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因而必然出现市场低利率和政府财政性支出上升。低利率时的适当吸纳资金可以形成在经济高涨时期的低成本储备，而配套于财政支出上的适度信贷可以获得事实上附带政府担保的、稳定的信贷现金流。

　　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经济高涨期，对资产过度扩张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是不容忽视的。试想，如果我们的商业银行在经济高涨期不一哄而上地堆积泡沫，则在经济低迷期就不可能被个别企业或行业全面下滑而拖垮；反之，如果在经济低迷期能够做好资产负债管理，则在高涨期的回旋余地必然更为广阔。

　　三、市场结构分析：从隐性价格风险敞口到有质量的发展

　　任何一家商业银行的经营都离不开既定的市场结构，我国当前的商业银行扩张也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当前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体现为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参与主体的行业垄断性，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即使处于不断的资产与人员收缩期，但是其存款、贷款和总资产三项指标将在中期（1—3年）稳定在60—65％之间；二是市场价格的管制性，即中央银行即使处于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但是最终的存款利率放开依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从主体与价格这两大市场结构要素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规模扩张的恶性现实后果，并由此推演出有质量的发展才是正确经营模式的基本结论。

　　（一）隐性价格风险敞口：追求规模的必然后果

　　在行业垄断与价格管制双重约束下，商业银行一旦追求规模扩张则必然导致面临隐性价格风险敞口（implicit interest rate risk exposure）。其基本含义如下：

　　第一，由于存在行业垄断，则与行业竞争的高成本是不言而喻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机构网点、人员乃至大规模资产的形成具在历史继承性，尽管这些因素在目前是历史包袱，但是太大以致于不会破产是存款人永远遵循的信条。如上文所述，商业银行追求规模的出发点是贷款扩张，而为了支撑贷款扩张故必须实行存款扩张。这样，如何从网点众多的行业手中拉存款成为中小商业银行的必修课。各类手法暂且不论，吸储成本上升是一种必然。而在存款利率管制下，吸储成本进入银行的其他费用开支科目，这就体现为隐性利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