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市场风险。关于市场风险，国际上的做法是区分两种情况，两种情况下的披露要求是不同的。第一种情况是采用了VaR等风险计量统计模型，第二种是未采用统计模型而是采用标准法 （即风险权重系数）。对于第一种情况，关于统计模型的假设前提、模型参数、模型测试等有很高的披露要求。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实际运作看，VaR在一、二家银行试点，普遍运用尚需时日。因此，当前应当以第二种方法为主，即侧重对风险权数计量下各类风险敞口、风险管理业绩的揭示。但是，在证监会的要求中，关于市场风险权数、标准法适用的投资组合以及不同风险资产对应的资本要求等均无披露要求。

　　（3）利率风险。这是“新协议”中特别强调的一部分。国际上对利率风险的管理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期限法、缺口法、风险收益法 （VaR）、统计模型、敏感分析、情景分析等，因此，到期日、期限、重新定价 （repricing）、基点价值、利率冲击结果等均成为利率风险披露的对象。证监会要求中有关于到期日方面的披露要求，仅够巴塞尔要求的“底线”。

　　（4）信用风险。证监会要求在这一部分对上市银行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非上市银行，尤其在信贷资产质量、信贷风险（包括信贷集中）、呆帐准备金计提等方面。但是，“新协议”关于信用风险评级 （特别是内部信用评级方面）、信用风险敞口计量、各种信用风险缓解技术 （如抵押、担保、保险等）等方面的信息披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证监会有关规定中尚未见有这方面的要求。

　　（5）操作风险。这是巴塞尔新协议中的新提出的要求。尽管证监会在《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中提出了，商业银行应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做出说明，且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评价报告，但就操作风险本身，证监会并未要求上市银行做出披露。

　　从我国三家上市银行 “浦发”、“深发”和“民生”2000年年报内容和格式看，三家银行都符合证监会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除个别项目如 “短期债券发行”、“衍生工具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外，已披露的项目均达到95%以上。这说明，证监会对上市银行年报信息披露的规范执行效果不差。可以推测，证监会若适当提高披露要求，将促进上市银行披露质量的改善。

　　与这些上市银行相比，非上市银行，包括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在年报的披露方面则存在较大缺憾。主要体现在：第一，无论内容还是格式都不规范。如关于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国外商业银行通常将之放在“董事会报告”或“管理讨论和分析”（即MD$A）中。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没有这方面内容，仅有的几家中也很不规范，有的放在 “发展报告”中、有的则放在“业务综述”中；第二，对会计报表附注不重视。许多银行附注只有十来项，有的银行 （其中就有“四大”商业银行）也只有1、2项，有的如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则干脆就没有。报表附注的披露不充分将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导致信息披露存在巨大 “缺口”；第三，对风险方面的情况尤其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得非常少。不仅定量信息完全没有，而且定性信息也很少。有的风险管理定性信息差不多就是 “名词堆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阐述，有的则 “文不对题”。

　　国内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是年报披露与国际通行惯例存在很大差距。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银行间竞争加剧，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总体水平势在必行。

　　四、巴塞尔原则对我国的指导意义

　　针对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巴塞尔原则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便于我们找出与国际银行业最新发展的差距，跟踪发展新动向

　　巴塞尔委员会12个成员国的银行在全球金融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代表着整个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方向。同时，委员会与其成员国银行业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进行经常性的调查、面谈和沟通。这样，委员会不断保持与世界银行业发展同步，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国际银行监管方面的有关规定。因此，其原则必然折射出世界银行业的最新发展动向。对照这些原则，可从中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同业之间的差距，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商业银行与国际同业先进水平的差距突出地表现在各种风险管理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上。以市场风险管理为例，国际上这一技术巴比较成熟了。除了一些国际活跃银行运用外，许多非成员国银行也都运用了v讯一类的技术，如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南非、墨酉哥等国的一些大银行也都采用了此类技术。在信用风险方面，国际上正在向运用统计模型方向发展，有的正在建立相关数据库。同时，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倡建立内部评级体系，或充分运用外部评级。在这些方面，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都有很大差距。

　　由于在制定有关披露规范时，必然有一定的超前性，因此对国际新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还是必要的。从“新协议”透出的新动向看，今后披露的信息将更多地来自银行内部系统，对信息披露的规范也将更多地侧重于对内部系统的描述和评价。此外，操作风险在银行业和监管部门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且这一趋势还有继续之势。关注这些问题，并研究其未来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有一定的主动权，避免始终处于落后的局面，盲目跟着他人走弯路。

　　（二）阶段性推进

　　对于一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信息披露采用渐进式也是巴塞尔原则所倡导的。这一精神在 “新协议”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相结合的方式，二是区分不同发展水平的银行，提出不同的披露要求，前述的市场风险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即为一例。我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最宜采用“阶段性推进”的策略。

　　关于阶段性推进，具体可分三个方面。第一，视不同银行的具体情况分先后走。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规模、业务发展、管理技术方面差异很大。有条件的可以要求高一些，如上市银行。美国也是如此，即使进人世界前100家的银行，也不是个个都能达到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以市场风险管理技术为例，缺口管理和敏感分析较容易，但VaR要求有较强的支持条件，如需要时期较长的、真实、可靠的业务数据。我国有些商业银行近年来较注重这方面的数据建设，但大部分尚未意识到、或正处在发展初期，长期数据根本无法获得。因此，对不同银行视其具体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披露标准是切合实际的。第二，区分核心披露和补充披露，且时间上有先后。在巴塞尔新协议中，“核心”披露为基本披露要求。委员会区分“核心”和“补充”披露主要考虑到重要性原则，因为有的中小银行业务比较简单，复杂程度低，有的银行某类业务即使存在也占很小比例，对银行整体风险和收益的影响微不足道。对这些银行来说，将所有信息不分主次地披露是很不合理的。与国际大型活跃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及复杂程度都相去甚远。因此，近期应当以巴塞尔“核心”披露要求为基本目标，以后再逐步提高。第三，由于多方面原因，包括对披露效应的担心，银行对披露某些信息，如贷款分布、不良资产、呆帐准备金计提、利息与非利息收益、表外业务损益影响等非常敏感。我们认为，对于敏感信息，特别是定量信息，目前披露有一定困难的，可以先从定性信息开始。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定性信息披露好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了解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状况。定性信息是信息披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应当加以重视。

　　（三）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别要求

　　考虑到一些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国家的情况，巴塞尔委员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即在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约束作用微弱，公开信息披露并不能促进市场监督发挥作用。因此，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全面的监管信息系统，以弥补公开信息披露的不足。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尚处在发展初期，市场结构、投资品种和监管技术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强化监管当局的监管作用，建立相应的监管信息系统，对减少金融体系风险是很有必要的。

　　总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披露水平离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如何缩短距离，改善形象，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这在我国当前是非常紧迫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