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理解“言论自由”，也是一大顽疾。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责任和自由相符相随。媒体在自由报道的同时，必须保守和尊重个人的隐私，更应该保护未成年人。遗憾地是，这些准则和常识似乎都在新闻大战中被忽略了。在一些报道中，被采访者的隐私权荡然无存，基本人权更被任意践踏，这无疑是媒体对自由报道权利的滥用。
事件发生后，受害人及其亲属往往在一定环境下和一定时期内，心理和情感非常脆弱。有的记者只图完成采访任务和写出轰动性稿件，全然不顾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感受，对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侵权。
甘肃省临夏县大鲁家小学的“禽兽教师”案披露后，当地多家媒体的记者赶到学校采访。当地一些群众从报道中得知详情，表示儿子娶媳妇坚决不能要大鲁家的姑娘。
新闻再度伤害现象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新闻传媒具有教化功能而被人们称为“社会的学校”，新闻从业人员也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报道应该显示并传递人们如何与犯罪行为作斗争，怎样声援和救助受难者等社会主流价值观，向公众彰显社会规范，树立新闻传媒的影响力和公信力。然而，新闻的“再度伤害”现象的对此做出了反讽。
2006年7月，在陕西省邱兴华特大杀人案的新闻大战中，不难看出邱的家人撕裂亲情时的内心挣扎。一拨又一拨的记者轮番上门，追问他们对丈夫、对父亲的感情和看法，使他们一再痛苦地作出回应。媒体还刊登邱的妻子儿女的正面或侧面照片，使他们暴露在受众面前……这场新闻大战并没有赢得掌声，社会上质疑媒体人文精神的声音至今不绝。
三、新闻再度伤害的法律视角
新闻自由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也是公民实现知情权和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的根本保障。但是，许多国家的法律也规定，新闻自由在和其他社会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年成人的资料”；第四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监护人有权要求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里的“侵害他人隐私”包括：公布、宣传他人的隐私，如披露性犯罪、性侵扰的被害人的姓名、身份、地址和其他足以使人辨认的特征，使受害人受到“再度伤害”。如果受害人拿起法律武器讨说法，媒体和记者将难逃其咎。
在我国，还不存在专门的新闻法，对于法律的理解和依从还有很多分歧，很多事件发生后，竟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结果，公众感受到了法律的尴尬。
如，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明确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但《民法通则》第九条也同时规定了：公民从出生时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目前的法律没有明确保护去世者的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规范新闻报道，还必须加快立法的进程。
一些域外经验值得借鉴： 2005年12月，日本为了保护犯罪被害者的权利，国会通过了《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这个基本法，制定了《犯罪被害者等基本计划》，作为海法的实施细则，该“计划”对媒体采访规定了更加严格的条件：当发生犯罪案件、重大事故和自然灾害，媒体发布消息时，当事人是用真名还是假名（实名发表还是匿名发表），要由警察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以免对当事人造成再度伤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