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风险社会的来临成为我们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这样的背景既表明了我们推进科学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也表明实现社会和谐的复杂性、艰巨性。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领域的风险。经济领域的风险主要是在人类经济活动过程中由经济制度的缺位、失范、变异而引发的对人类的生命活动、生活机会、生存质量造成损害的一种可能性关系状态。当前，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的时期。在这期间，原来的许多规则不管用了，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中国目前正处在规则的重建时期；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讲, 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不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使得经济领域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各种风险潜藏各种经济活动中。②
2．政治领域的风险。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来自执政者自身的最大风险。腐蚀、消耗党执政资源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失去执政的群众基础。包括前苏共在内的世界上一批大党老党丧权亡党的教训都说明，如果一个党脱离了它所代表的民众，人民也最终会抛弃它。
3．社会领域的风险。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是部分群众面临的困境。此外，有些地方的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因征地补偿、房屋拆迁、下岗就业、执法不公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
4．生态领域的风险。生态领域的风险直接与人类的生存命运相关，是人类不断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结果，体现了人类活动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所招致的大自然的“报复”。2003年的SARS危机，2004年的禽流感疫情，2006年的松花江水污染，2007年的巢湖太湖蓝藻风波……这些足以说明威胁已经近在眼前。
四
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新的生态环境。在风险社会里，无论是拉斯维尔的“三功能说”还是经典的“四功能说”都不再能对传媒的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伴随着风险社会而来的新情况，传媒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贝克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充分肯定了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已经确定的风险定义因此是一个魔杖，一个停滞的社会可以用这个魔杖恐吓自己并因此激活其政治中心，从内部变得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对风险（大众媒体）渲染是当前心胸狭隘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同样的’态度的解毒剂。”③虽然贝克一直强调传媒的重要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对此却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这一点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批评，也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如前所述，我国社会当前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变，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既是迫切的，也是困难重重的。新闻传媒作为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共识和认同、协调社会全面且有序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性工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新闻传媒正确认识的自身角色对于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那么，在风险社会中应当怎样定位新闻传媒的角色呢？
1．呈现风险景象，提供风险预警。在今天，大量由技术导致的风险（诸如与化学污染、原子辐射以及与转基因生物有关的风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人们无法通过感官直接感知，风险在表现为实际症状之前一直笼罩在一种不真实的氛围中。换句话说，由于与这些技术有关的危险不是一种可视的存在，它们很难表现为风险。因此，风险社会中公民很可能就是“瞎眼公民”。而媒体是社会的瞭望者，他们可以将各类风险事件再现为文字或影像符号（特别是电视画面和图片），供公众进一步认识，唤醒社会的风险意识和警觉心。形单影只的枯树、蝇蛆丛生的腐鱼、奄奄一息的海豹……威胁在报纸上、电视上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深深地刺痛着每个人的心灵，唤醒人们对风险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