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术与商业化的冲突
从纯“学术”角度考虑，它与商业化并无直接联系，但从依托电视的“学术”角度考虑，学术不得不进行与商业的博弈。很多讲坛栏目在创办之初是纯学术的性质，是现实中的大学课堂，是报告厅内学术讲座的电视转播。然而，这种性质的节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生存极其艰难，末位淘汰制度就是市场经济法则的体现。美国学者杰姆逊指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就连《百家讲坛》的策划傅光明都说，“《百家讲坛》是文化搭台，为收视率而唱经济戏，只想着‘营销’。”④试想一下，一档充满商业色彩的“学术”栏目，要在收视率的商业压力下生存，那它的学术本质究竟会保存多少，文化大众化、商品化已经明显体现于市场逻辑之中。
既然学术与电视之间充满了诸多差异与矛盾，那么该怎样调和学术诉求与电视传播之间的冲突呢？
二、学术明星与电视之间的调和
1、“后电视时代”到来突破电视传播瓶颈
学术和电视的传播特点虽然有很大差异，但可以借助其它形式实现调和，比如“后电视开发”。首先，何为“后电视开发”？胡智锋教授在《中国电视策划与设计》一书中说：“电视栏目的运作过程，一方面可以变成本栏目中节目的内容，也可以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等其他媒体，变成文章、图书、音像制品等进行再次或多次开发。”⑤也就是说，电视上的思想、观点，可以融入屏幕下的其他媒体，从而对电视传播的缺陷加以补充和完善。
由于电视媒介的线性传播具有瞬时性、单向性的特点，所以一些受众在接受电视信息时，有时不能产生良好效果，看过的东西有可能没有理解，也可能是瞬时记忆。而“后电视开发”的图书或影像资料，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于丹的《论语心得》自2006年11月首发，上市后便占据各大书店图书畅销榜的前列。易中天的《品三国》更是创造了780万元竞标价的纪录。从“后电视产品”的热卖中可以看出，受众对电视学术的深层诉求，可以借助后电视开发，来加以实现和完善。但这也对后电视开发的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借助网络平台，更加深了“后电视开发”的意义。受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的视频或音像制品多次学习“讲坛”内容，从而解决电视传播的瞬时性缺陷。同时建立“讲坛”交流网站，使单向的传播模式加入反馈，实现了传者与受者的双向互动。由于网络上不乏文化素养较高的学术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搞研究，或在互联网论坛上浏览并发表学术文章。因此可以充分策划，并加以利用网络作为“后电视开发”的形式。从而调和 “文化奶妈”与受众深入诉求之间的矛盾。当然，这种“后电视开发”的调和，仍需策划人员进行研究和挖掘，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2、学术明星对文化断裂的修补
讲坛类栏目的红火也揭示出一个问题：文化断裂。正如于丹所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２１世纪呈现出太多的价值断层，人们由于选择太多而陷入心灵迷惑的时候，特别需要一种安顿和抚慰。”让知识回到民间，对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次掀起的文化热，就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因而在调和学术与电视矛盾时，就形成了其独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用学术思维修补大众文化。”从而使人文科学与身心修养、生活实践相结合。而讲坛类栏目的成功恰恰在于，看到了大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需求，物质虽然丰饶但精神却相对贫乏的现状。因此“学术文化”加入了属于电视的大众文化范畴，以电视媒介为平台，传播适合大众口味的内容。由于接受层面的特有属性，从而决定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既有的调和。这也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的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观点。当然学术明星对文化断裂的修补，既为调和的契机也成了调和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