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化大潮的今天，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局限于书本。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初步承担起传道授业的角色。所谓的“学术明星”也在商业运作的尴尬境地中异军突起，并作为学术的载体在大众媒体上传经布道。“学术明星”代表的是经典、学术，虽然并不是纯粹的学理意义，但其传播的文化已然和大众媒体的传播样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学术传播”与电视之间的这种价值差异，也已成为业界多方论战的焦点。
一、学术传播与电视之间的价值冲突
1、 学术与电视在传播特性上的冲突
学术传播，主要集中于高校课堂和书籍报刊，受众主要是社会精英，研究的论题比较深入，需要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同时课堂上面对面的传播模式，也形成了学术传播的交互性。在“教与学”中，一些晦涩难懂或意见不一致的问题，通常可以在课堂或课下交流，形成学术传播的良性互动。因此学术传播至少拥有接受层面的精英性、问题研究的深入性、以及传播模式的交互性等特点。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接受人群主要是社会大众，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大众化倾向。因此相对学术传播的精英特点，电视明显表现出传播受众的非精英趋势。由于电视的影像形态和线性传播，不给观众留有太多的思考时间，所以“深刻”不是电视的强项，并表现出快餐式的时效性和传播内容的浅层性。可见，从学术和电视的传播角度分析，它们的确存在着诸多矛盾，二者达到的传播效果也不尽相同。
2、“文化奶妈”与受众深刻诉求之间的冲突
学者在电视上讲学，促成“学术明星”的诞生，也被尴尬地称为“文化奶妈”。这是因为学者讲述的是一种艺术再创作，他们是把书本知识、社会阅练、人生经历等经过消化吸收后，再传达给大众，与原著相比还有一定差别。从电视角度分析，有学者指出：电视使我们仿佛参加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构筑了一种新的现实，在这一媒介之外的媒体，我们与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仍然保持距离，我们还要经过自身对内容的重新组合才能构成深刻印象。①也就是说，受众在接受电视信息时，永远和真正的信息保持一定距离，如果想更深刻的接收信息，就要亲身接触它的第一手文本。而“学术明星”传播的知识，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无疑会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因此受众所接受的东西并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在受众与经典之间，“学术明星”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碍。事实上，受众的深刻诉求即对原著的诉求，往往由于这种阅读依赖心理，而导致人们远离原著。
3、学术与娱乐化的冲突
以《百家讲坛》为例，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学术”内涵，但是学术含量经过电视的过滤，不可能不打折扣。尤其是电视的娱乐工具属性，注定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讲堂。《新京报》载文：《百家讲坛》培育的是学者型明星，不是学者；提供的是娱乐而不是思想和文化。《百家讲坛》在栏目之初，坚持学术，坚持“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三品”频道定位，但不得不面对收视率不佳，“末位淘汰”的境地。有学者认为“以品味为中介，它的功能便是使文化产品迎合消费者的需要。”②因此这种尴尬的位置，使得《百家讲坛》不得不游走于学术与娱乐之间。虽然纯学理的学术在电视上传播，似乎没有发展空间，但娱乐化的“学术”却带来了新的生机。“讲坛”方式开始向故事性和戏剧性转型。以至于有些人把“讲坛”认为是中断几十年说书传统的回归，把借助古代传奇故事叙述的学者称为“说书人”。俨然“学术”在娱乐化的包装下，已显得不那么纯粹。
因此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大众传媒所进行的学术、文化传播会不会异化学术、损害学术的价值？北京大学周先慎教授登上《百家讲坛》主讲《水浒传》，在讲到林冲时，准备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异同做个比较，谈谈人物的现实主义艺术，但被编导否定。周先慎教授无奈地说：“我很珍惜自己的学术成果，可以说，这些内容是我研究多年的心血，但在电视上，显得不那么有趣。”③在编导看来，似乎只有以娱乐为契机的戏剧性、悬疑性的故事似乎才是有趣的地方。学者一旦站在“讲坛”上，他对学术的自主权将大打折扣甚至丧失，学者已然融入大众传播的范式之中，那么学术的价值在娱乐化的大众传媒中，必然受到质疑。同时以目前的定位和策略，学术的基本品质会不会进一步向娱乐化发展也是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