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载的汇集。记载当在春秋末期，编辑成不同的书当在战国初期，传至汉朝有鲁、齐、古文三种版本，流传至今的是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论语》是孔子思想得以保存的先秦文献之一，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之一，更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历来受到读书人的重视，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解读其微言大义。由于出发点不同、解读结果也不一致，进而形成不同派别，例如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等。长期以来，《论语》一直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流通和研究，形成自己特定的言说情景（语境），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直接阅读《论语》等传统经典的读者越来越少，《论语》也就真的变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精英文化。
于丹虽为大学教授，但却不是主攻《论语》和孔子的专家，其讲解的也不是学界的公认的内容。例如，按照一些权威专家的理解，就孔子世界观而言，其核心是“命”和“仁”；就认识论而言，孔子主张学思并重的认识理论；就方法论而言，孔子强调的是“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4]这可以看作当前学界理解、言说《论语》的权威语境。
对于《百家讲坛》的制作者和主讲人于丹来说，栏目呈现的孔子是否权威、是否偏离原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吸引观众，能否“让15岁以上的人都听得懂，都喜欢听”。因此，于丹开讲的关键，并不是其所讲的内容是否是学界公认的东西，而是能否吸引观众的东西。要做到这些，首要的就是让《论语》脱离原来的“权威”语境，用于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讲的孔子肯定不是最权威的，但我认为是最真诚朴素的”。
接下来就要确定《论语》的核心要素。于丹认为，这个核心要素就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现代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面对各种困惑与烦恼，按照于丹的理解，其实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于是《论语》就成了现代人的生活宝典和言行指南。于丹承认，她不是在解读《论语》，而是在讲一己之心得；不是讲《于丹解读＜论语＞》，而是讲《于丹＜论语＞心得》；主语是心得，而不是《论语》。
要获得普通受众的认可和接受，还必须结合受众的文化需要，在新的文化背景中加以重构和再情景化。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似乎还增多了。面对新旧事物的变迁，许多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存在烦恼、迷惘和孤独感。这时，大众需要一个“引领者”来安慰、启发、引导，解决道德困惑。人们寄希望于传统文化，以为借此可以成为解救当代社会大众的精神资源。于丹按照当代人的精神需求来设置讲解内容，《论语》也被重构为处世之道、交友之道等七个部分了。
完成了文化转换的《论语》再也不是原来那个讲“命”、“仁”《论语》，孔子也不再是那个追求“中庸之道”的孔子了；于丹讲解的《论语》心得成了经过一位高明的厨娘熬制一坛美味的心灵鸡汤，现代人用它来医治和抚慰心灵的创伤。文化转换成了《百家讲坛》赢得观众的不二法门：易中天讲解三国故事，随时加入现代语言和以个性化风格，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用“权谋”二字加以包装，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说书先生”；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将《聊斋》讲得“仙气十足”；北京大学副教授孔庆东则把金庸小说里的情爱世界剖析得淋漓尽致……
由于抽离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原有的情景，根据受众的文化需要在新的情景中加以重构，栏目主讲人的讲解往往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和指责。但是，《百家讲坛》作为一档电视栏目，其本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因此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以及其受到批评的程度如何，而在于是否受到普通的电视观众的欢迎以及其受欢迎的程度如何，这又直接体现为收视率的高低。改版后的《百家讲坛》，成功地完成了文化转换，实现了精英文化的大众化、高雅文化的通俗化，对于这一点，电视观众用手中的遥控器给予了最有力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