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写作方式的失衡
社会新闻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往往故事性比较强。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事迹，市民所开展的社会、文化活动，采用有情节、有细节的故事化写作方式进行报道，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收到好的报道效果。如《楚报》3月25日对“聋女”博士生郑璇克服听力障碍，积极面对生活、学习的事迹以及她的成长轨迹，用故事化的写作方式进行了报道，这样使得报道更加的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必定会激起读者某些情感上的共鸣，使读者得到某些启迪。然而，故事化写作方式不是所有的社会新闻都适用，特别是那些以事件为主、反映社会问题的社会新闻。以《楚报》3月25日至4月5日直接展现市民生活的144篇报道为例，通过分析发现，其中以事件为主、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近65%都采取故事化写作方式。这些报道都是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故事讲述为开头，再对事件本身，或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展开报道，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没有确切姓名、身份的人物，如李太婆，张爹爹、王小姐等。例如3月25日一篇题为《厕所在那里，路人遥指小树林》的新闻报道，报道的是青山南干渠游园管理上的不足，全长5公里的游园只在西端建有两个公厕，长达3公里的东端没有厕所，给游人带来极大不便的新闻事件。但报道的重头戏放在了张太婆游园内急找不到厕所，又不好意思在其他游客所指的隐蔽的小竹林里“方便”的故事讲述中，将原本急需引起相关部门重视、解决的问题，蒙上戏剧化色彩，使得报道重心偏离，报道效果大打折扣。
《楚天都市报》社会新闻报道的三大失衡，也是现今很多都市报社会新闻报道的通病，实际上是向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一是，社会新闻究竟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报道题材该以怎样的比例进行分配？二是，对于敏感的、具有特殊性的新闻事件应该把握怎样的报道力度？三是，对于不同题材、不同主题的社会新闻报道，该采用怎样的写作方式以图产生更好的报道效果？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只要站在时代的高度、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都是能够正确回答的，并且许多学者针对这些问题业已开出了诸多良方。有的学者指出，关于做好社会新闻应该做到，抢发新闻时要保持冷静，多想想政策规定、法律法规；“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责任不放松”，把社会责任和社会效果放在首位；寻找“官民同好”的共同点，力求共同关心关注而又“安全”。 也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措施，认为应该增强编辑对社会新闻题材的把关；调控负面社会新闻的比例；改进新闻报料内容；改进负面社会新闻的报道形式。 然而，这些好的建议、措施，往往不是夭折就是被搁置，即便是有所作为也坚持不了一段时间，都市报社会新闻报道常常又回到旧的模式，其弊病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而找到一些真正标本兼治的方法。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一个认识问题，也就是 说某些都市报从业人员认识上存在问题，从而导致在操作上陷入误区。
具体说来，一是，对都市报的“身份”认识不足。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代表着党和人民的利益；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也必定要为党和人民服务，传递党和人民的意志。我们都市报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都市报与党报一样，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对于引导有利于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生动和谐的主流舆论，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够为了谋取局部的经济利益而一味地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甚至是错误地引导舆论，宣扬消费娱乐，与党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驰。一定要铭记，不论是党报还是都市报，都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女。 二是，对社会新闻的功能认识不足。由于社会新闻的特殊性，如接近性、趣味性等等，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许多都市报将社会新闻作为吸引读者眼球，为报社盈利创收的工具，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由自主地让社会新闻披上媚俗的外衣，而社会新闻的真正功能却被淡化、忽视。有的学者指出：“许多研究显示，读者通常会忘记媒体所报道事件的特殊组成要素，但是读者会对事件留下总体印象，随后它会进一步开始融入到读者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当中。这种信息扮演着人们对周遭世界做出决定性的基础性架构的角色。” 的确，媒介对于受众建构新的认知，达成社会共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众媒介是主动地选择信息，赋予信息意义，主动塑造社会形象，通过建构知识来建构社会共识的。社会新闻由于自身的接近性和趣味性，更易于受众接受，从而更加深刻地影响受众的认知。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今天，更是需要我们的大众媒介建构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共识，展现一个国家日新月异的真实面貌。可以说，社会新闻的真正功能在于建构社会共识，塑造和维护小到一家媒体、一所城市，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形象。对于发挥社会新闻的真正功能，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