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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差异较大，资源禀赋状况有着巨大差别。不同的省市，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如何有效使用资源的问题，不同的省市，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战略规划。省市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各省市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不同。尽管很多省市均适合发展制造业，但是各省市的实力差距很大，这也决定了各省市地方政府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举措应该存在差异性。不过，仅仅发挥静态的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动态的竞争优势，否则就是步入“比较优势陷阱”。
不同资源的生产力不一样，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就点明了科学技术在实现经济增长中的首要性。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差异较大，资源禀赋状况有着巨大差别。譬如对于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省市，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就小，而对于劳动力是稀缺资源的省市，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就大。由此来看，不同的省市，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必然存在着如何有效使用资源的问题，不同的省市，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战略规划。
笔者不久前使用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资源禀赋情况，从而可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省市的经济增长路径。
我们在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时，可持续发展都是基于基期的资源禀赋状况、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不变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是最佳的，那么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以后，要素结构比例还处于最佳状态（当然包括技术进步在内，可能改善现有的要素结构比例）。
而对于不同的要素结构比例，经济发展遵循的是“漏斗原理”，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个省市要素最为稀缺的因素。可喜的是，一个省市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获得所需的要素。可以想象，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十分低下，而大多数要素又处于严重稀缺状态的省市，经济是很难取得高速增长的。
对全国各省市资源禀赋的分析范围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的要素，它们分别是：土地存量、水资源、劳动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开放度等几个方面。
尽管各省市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软件将资源禀赋亲疏程度相差不大的省市归并到一类，结果表明，所有省市可以具体分成7类。
从数据分析来看，广东属于第一类省市，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对外投资比率和固定资本份额指标排名全国第一。这表明广东省在全国属于开放程度最高，资本投资最为充裕的省市。广东省劳动力份额排列全国第四位，不过劳动力素质不高，逊于北京、上海、天津。劳动力成本很高，排列全国第三位，劳动力生产率也次于北京、上海、天津。耕地面积排在全国后列。水资源指标稍强一点，排在全国中游水平。
第二类省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外贸依存度、劳动力成本等。尽管三市的劳动力资源并非丰富，但其人力资本（知识含量）是全国最佳的，分列前三位，劳动力素质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生产率遥遥领先其他省市，上海的劳动生产率甚至达到广东的2.5倍。但是上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全国最高，北京次之。三市的耕地面积、水资源是全国最为稀缺的，位列倒数前三位。三市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北京、天津、上海分列第12、7、6位。
第三类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和山东三省。它们也有多项指标排在全国第2、3、4位。如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仅次于广东省。从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指标可以看出，这类省市是比较外向型的省市。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不过素质不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处于中游水平。
第四类省市包括海南、辽宁和福建省。除了在市场化程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力份额、水资源存在一定差距以外，这类省市和第三类比较类似。
第五类包括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八省（自治区）。市场化开放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劳动力资源不算丰富，土地资源非常丰富。
第六类包括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广西、河北、湖北、安徽、重庆等九省市。市场化开放程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水资源非常丰富。
第七类包括贵州、云南、青海。三省的资源禀赋情况非常差。绝大多数指标排列全国倒数前几位，如人力资本（知识含量）、市场化程度、外贸依存度、固定资本份额、劳动生产率等等。不过三省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在全国是最丰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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