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三，非常重视独立发展战略产业。
如果比较利益理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歪曲，那么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所得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政策，就更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来说，我们不能够指望美国帮助和救济，不能指望和美国合作得到尖端高科技。我们不可能象墨西哥那样，实行美圆化，给美国当附庸国。（即使我们想当，美国人也不一定要）。俄罗斯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我国应该讲求动态的比较利益，扶植自己的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扩张。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将使国内许多行业获得改造，并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政府的压力非常大，必须承接大批下岗工人，并为农村数亿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应该破除“以市场换技术”的迷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引进关键和基础技术，而且这个“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有人最怕外商不来投资，理由是外资企业比本国企业更有效率。左大培指出，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商投资就是有害的。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3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说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这意味着使国内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将有害于国内企业和居民。
第四，非常注意国家安全。
全球化，对国家的主权是一种挑战，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也是挑战。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外资将掌握相当部分的国内企业股份。
20年来，我国的经济繁荣了。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效是拉大的趋势。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 ，“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重化工和机电工业快速发展，是以能源矿产为主要原料的产业，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我国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