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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５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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