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集权时期拉大的差距，仍然需要集权体制来解决。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调整，各地区会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国需要纠正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中央资源过多。这种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因此，当前的中国，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央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中国改革不能在防地方分权的同时，改出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
历史告诉我们，物极必反，这是当前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
六、改革为什么总是加强中央集权？
面对今天越改越大的中央政府，我们发现了中国古今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每次改革都是对政府权力和利益的一次加强；每次改革都是对衰弱政府和危机政府的一次挽救；每次改革都是一场政治经济利益在政府官员间的一次重新调整；每次改革都是对民间资源的一次聚敛；每次改革都是一次政府腐败的加深。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改革甚至是加速王朝灭亡的前奏。
曾有人对宋代王安石变法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改革为什么会帮腐败的忙？”而今天的改革不仅帮了腐败的忙，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看看王安石当年变法的实质，那就是使国家的财政税收大增。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了金银绢段，只好再造库房。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抵抗北部民族侵略。这样的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不好听叫聚敛。在那个年代，只不过是剜得心头肉，医得眼前疮。
但当变法将民脂民膏吸尽之后，宋朝不久便衰亡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年和1086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年初，皇帝被掠走）。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后不过五十多年。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结果。说到底，是透支国力的结果。如此看来，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如同吃激素：暂时把人吃胖了，吃壮了，但这些激素过早地调动了人肌体内的潜能，过早地消耗了北宋社会的民力，到一定时候，终于使社会早衰。
今天的中国也要特别注意吃激素式的改革和经济增长。看看当今我国的改革，似乎也是一次国库聚敛，从1994年到现在，中央财政税收连续增长了13年。现在国库已经富得流油了，政府开支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和当年的王安石变法时非常相似。经济增长也是如此，连年10%的高增长，时刻提防经济过热，这种状态都不一定是好兆头。
如果说当年宋神宗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抵抗北部民族的侵略，那么今天中国增加政府财力的目的是什么？中国今天有北宋那样的边境压力吗？应当说中国今天的外部环境要比北宋时好得多，但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如此不遗余力的增加GDP和财政收入？显然是过分的政治追求。如果这种追求不加以收敛，中国下一步最大的危险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由此导致更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紊乱。
过分追求国家的发展，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来说是过早地透支国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过早地透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把握好一个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