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收购赃物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购的行为。“明知”包括“确知”与“可能知道”两种认识状态，其罪名的成立依附于“本犯”行为的罪名是否成立。一九七九年刑法未将收购赃物罪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与销售赃物罪一起纳入销赃罪范畴，然而收购赃物与销售赃物毕竟是二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感觉二种行为同一罪名的不切合性，且销赃罪是指明知是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将“收购”作为“代为销售”来处理，未免牵强附会。因此一九九七年刑法将收购赃物罪与销售赃物罪并列规定，表明现行刑事立法不再将收购赃物视为销售赃物的一种形式，而是独立于销赃罪之外的单独的赃物犯罪行为，是一九九七年刑法销售赃物罪的重大补充和修改，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收购赃物 认定 现状 建议
我国一九七九年刑法未将收购赃物罪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与销售赃物罪一起纳入销赃罪范畴，然而收购赃物与销售赃物毕竟是二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感觉二种行为同一罪名的不切合性，且销赃罪是指明知是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将“收购”作为“代为销售”来处理，未免牵强附会。因此一九九七年刑法将收购赃物罪与销售赃物罪并列规定，表明现行刑事立法不再将收购赃物视为销售赃物的一种形式，而是独立于销赃罪之外的单独的赃物犯罪行为，是一九九七年刑法销售赃物罪的重大补充和修改，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下面，笔者就收购赃物罪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收购赃物罪的法律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首先，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赃物。赃物是证实犯罪、揭露犯罪的重要证据，收购赃物犯罪对之进行收购，使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及时侦破构成阻碍，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有利条件，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挠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次，收购赃物犯罪针对赃物实施，
导致赃物无法及时返还被害人，从而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因此收购赃物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次要客体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的犯罪对象，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如何理解“犯罪所得的赃物”中的“犯罪”，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犯罪”应限于法律规定的具备犯罪构成的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犯”之“犯罪”，只要具有违法性即可，不一定需要责任。因此，欠缺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违法行为所得之物，也应视为赃物，因犯罪但具备处罚阻却事由而未实际受到处罚之行为所得之物，亦是赃物。笔者认为，从该条条文本身的规定和刑法上的“犯罪”概念考虑，对这里的“犯罪”应作严格解释，即先前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后续的收购赃物行为方能构成犯罪。这里的“赃物”必须是收购赃物行为人以外的他人犯罪所取得的财物，收购赃物行为人本人犯罪所得的财物，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3、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将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予以收购。所谓收购赃物是指有偿地获得赃物，包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及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情形。
4、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收购赃物罪的主体。但是，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由于收购赃物罪是由其他犯罪所派生，而衍生该犯罪之本犯的行为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的行为，为其先行的犯罪行为所吸收，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因此，本犯之行为人就不能因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而构成收购赃物罪。即收购赃物罪的主体只能是除本犯行为人之外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5、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的。其故意的表现为“明知”，即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行为人“明知”与否是认定收购赃物罪是否成立的关键。
二、收购赃物罪的认定
（一） 如何认定罪与非罪的问题。
1、“明知”的确定。由于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是认定其行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的关键。因此，如何确定行为人的“明知”是司法实践操作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如何判断收购赃物罪中行为人主观上的“明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清楚地知道是赃物，即只能是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对赃物的不确定认识不能视为“明知”。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只需认识到具有赃物的可能性，即“明知”包括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也包括对赃物的可能性认识。笔者认为，犯罪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中的“明知”也包括直接故意的“确知”和间接故意的“可能知道”两种情况。因为，首先，从立法角度看，一九九七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并未将间接故意排除在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犯罪主观罪过形式之外，如果对“明知”限制性地解释为“确知”，则与立法原意相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这一司法解释就明确了“明知”的确切涵义。其次，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出于种种私心，放任、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买赃自用的情况突出。行为人购买赃物时，虽然并不确知是赃物，但根据当时的种种反常情况，如交易时间、地点、价格低廉、财物本身缺少合法证明文件，对方言语等都能让行为人作出判断，但由于贪图便宜，听之任之，仍将怀疑是赃物的物品买走。这种情形一般都应作为犯罪来处理。事实上，如果将“明知”限定为“确知”于举证不利，大多数罪犯不仅不可能供述自己确知，相反还会制造种种不知的证据与借口。行为人对赃物的认识，只要认识到由犯罪所获得的财物即可，而无须知道赃物是通过何种犯罪，“本犯”及被害人是谁，在何时何地犯罪，赃物的种类与数量等细节。
2、关于收购赃物的情节。首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规定，没有犯罪情节或犯罪数额的限制，但收购赃物罪是一种派生性的犯罪，具有对“本犯”的依附性，确定该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本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标准，因此，收购赃物行为人即使收购多个不构成犯罪的“本犯”之赃物，由于“本犯”不构成犯罪，收购赃物的罪名亦不能成立。例如，某甲收购了某乙盗窃来的一部价值500元的自行车，某丙盗窃来的一台价值800元的电视机，某丁敲诈来的一块价值200元的手表，虽然某甲进行了这一连串的收购行为，但由于作为“本犯”的某乙、某丙、某丁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因此，某甲的行为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另有一种情形，就是“本犯”构成犯罪，但收购赃物行为人只是部分收购“本犯”赃物的，应视行为人收购的赃物数额是否达到了“本犯”所犯之罪的定罪标准。例如，某甲盗窃了一辆价值500元的自行车和价值2000元的手机，某乙将该盗窃来的自行车予以收购，某甲的行为显然已构成盗窃罪，但某乙的行为并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尽管某乙收购的是盗窃而来的赃物，但是否构成收购赃物罪的标准应随“本犯”的行为即按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定罪。其次，对于买赃自用的行为应视不同情形分别对待。《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以销赃罪论处。买赃自用是为了让自己使用而购买赃物，比为了出卖赚取利润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收购赃物行为主观恶性更轻。因此，买赃自用须“情节严重”时才构成收购赃物罪，至于偶买或少量买赃自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但书情形，不能以收购赃物罪论处，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上罚款或警告。
（二） 收购赃物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1、收购赃物罪与窝藏罪、包庇罪的区别。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隐匿或者作假证明予以包庇的行为。窝藏包庇罪与收购赃物罪同属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具有诸多相同点：二者侵犯的客体相同，都是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利；二者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本犯”排除在外，单位亦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二者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都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在里头。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窝藏、包庇罪是对犯罪行为人的窝藏，即其犯罪对象是犯罪的“人”，而收购赃物罪是对犯罪所得的赃物收购，其犯罪对象是“赃物”而不是“人”。然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收购赃物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或者收购的物品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或者由于收购赃物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收购赃物行为人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存在隐瞒事实真相，为“本犯”的行为予以遮掩的情形，区分罪责具有一定难度。这些情形包括：
（1）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如甲先盗窃汽车，后又用盗窃的汽车作为抢劫的交通运输工具，某乙将这辆汽车低价收购。这辆汽车在本案中就同时兼有赃物和犯罪工具的双重属性，乙收购该汽车的行为就同时触犯了包庇罪的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某乙虽然出于包庇某甲和收购汽车的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一个收购行为，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应当成立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为“从一重处断”，即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对包庇罪规定了两档法定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包庇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于收购赃物罪，因此，对于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包庇罪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