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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布什政府所面临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悖论是反恐战争所反映的宗教性问题。“邪恶轴心国论”反映了布什战略的宗教内涵。“邪恶”本身是一个宗教概念。布什提出“邪恶”的概念表明宗教二元论 (dualism) 对布什和对美国心理的影响。白宫中有许多福音派清教徒，白宫的宗教狂热（religiosity）是现代美国新教的一个重要的支脉。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战略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支十字军。布什在演讲中曾经失言说过“十字军圣战”。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帮办中将威廉·伯伊金 (William Boykin) 2003年10月中旬在俄勒冈的一次宗教礼拜上穿着军装在布道台上说，他正在领导一场反对撒旦的“精神战争”，对于基督国家美国来说，“击败恐怖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是以耶稣的名义去面对他们。”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走向战场的基督战士（Christian Soldier）。【注释】IHT, October 23, 2003, p.4.【注尾】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者讨论的竞选纲领包含的无非是堕胎﹑安乐死和同性恋婚姻。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认为，这不是文化战争，这是宗教战争。【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宗教二元论认为人类分为被拯救和重生的人和罪人，宣传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峙，在上帝和撒旦之间存在永恒的战争。恶是物质性的，而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它在宗教中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卡尔文主义 (Calvinism) 和17世纪天主教的非正统派别詹森主义 (Jansenism) 受到宗教二元论的影响。而卡尔文主义和詹森主义对美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卡尔文主义影响17世纪的清教主义，而清教主义形成了18世纪的公理会和19以及20世纪的福音派新教。它们鼓吹世界上充斥撒旦的陷阱。而詹森主义则通过爱尔兰天主教影响美国。虽然摩尼教 (Manichaeism) 在欧洲的影响在6世纪时就衰落了，但它的宗教二元论对美国心理的影响则一直延续下来，特别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和这次反恐战争中。【注释】William Pfaff, “Thinking with a Manichaean Bent,” IHT, November 28, 2002, p.6.【注尾】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具有明显的宗教道德色彩，因为其出发点是具有宗教内涵的道德判断，而不是以政治学的概念来加以精确的规范(布什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2003年初作的《国情咨文》中再也没有提这一说法) 。欧盟外长索拉纳在评述美国和欧盟在攻打伊拉克前夕所发生的分歧时说，这是白宫关于世界事务的宗教观点和欧洲人的世俗的理性的看法的对峙。
新正统派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对美国现代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鼓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义的顾问们遵循的正是他的思路。【注释】William Pfaff, “When Power Disdains Realism,” IHT, February 3, 2003, p.8.【注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布什在其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在谈及诸如艾滋病﹑吸毒﹑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时流露出他的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绪。在谈及伊拉克时，他说“邪恶的”(evil)；在谈及预防艾滋病的道德责任时，他说这是一项慈悲的工作 (a work of mercy)；在谈及开展宗教计划帮助吸毒者时，他说“促使他们放弃吸毒习惯的奇迹是可能的”（the miracle of recovery is possible）。布什称攻打伊拉克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最高道德传统的。”2002年12月29日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布什称美国为“一个道德的国家”(a moral nation)。布什的助手们称此为“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优越感或天真的道德性。这一观念使布什所看到的世界不是黑便是白，不是是就是非，这一观念促使他去从事别人不敢去从事的冒险行为。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杜勃雷（Regis Debray）撰写了一部书，名为《占上风的上帝》(The God That Prevailed)。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以秩序的名义而造成混乱，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国惯于做的事。但这样会驱使它们从一个军事胜利走向另一个军事胜利而最终走向衰亡。他说，美国应该像它的欧洲盟友一样善于区分政治和宗教。“美国用圣经的关于超验的命运的自我信念来弥补它的短视、它的权宜之计。清教的美国被神圣的道德所羁绊；它将自己视作善的命中注定的寄存之所，肩负着打击邪恶的责任。它只相信神意，追求一种从本质上说是宗教教义驱动的政治，和罗马教皇格利高里的政策一样的古老。”他又说，“老欧洲已经知道这个星球太复杂了，太多元了，不可能仅仅持一神教的两元逻辑：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善就是恶，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悖论，即后现代的美国追求的却是前现代的价值。【注释】Regis Debray, “To Each Its Own Worldview,” IHT, February 24, 2003, p.8.【注尾】
与此有关的便是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紧张的问题。“9·11”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们是把这一行动看成是其“圣战”(Jihad)的一部分。从本·拉登的言论来看，穆斯林原教主义者们把美国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对于他们来说，反美与反犹是一回事。这也就是说，国际恐怖分子在一开始就把这场斗争定格在宗教与种族的范围之内。这对美国社会心理是有影响的。在美国一部分人中，特别是草根阶层，有人怀有宗教与种族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种族关系中会发生阿拉伯族裔和其他种裔关系的紧张。在美国，种族关系本来就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种族宗教问题将作为一个潜在因素始终影响这场斗争。它将使这场斗争变得愈益复杂而扑朔迷离。
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其他族裔关系紧张。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胡珀 (Ibrahim Hooper)，美国的穆斯林已经失去了许多公民自由权利。最突出的是一种基于族裔出身背景的预警系统 (ethnic profiling)，这种系统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假想为恐怖分子，要求来自被美国指定为鼓励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外国人登记并留下手印，申明他们将前往美国的什么地方，当他们更改地址或离开美国时将通知移民局。这种做法本身就构成了种族歧视。【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虽然美国官方竭力将反恐战争与伊斯兰教及12亿穆斯林教徒分开，布什总统多次说伊斯兰是一个“基于和平、爱和同情心的信仰，一个献身于道德、学习和容忍的宗教”【注释】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 但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知识分子 （许多人是犹太裔）、福音派基督教领导人和宗教保守分子，包括曾在布什就职典礼上作祈祷的福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在“9·11”事件后谴责伊斯兰为一个“邪恶的”宗教。2002年8月初在电视上，格雷厄姆公开说可兰经宣扬暴力，全世界“主流”穆斯林支持恐怖主义。【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台主持人 帕特·罗伯特逊（Pat Robertson）曾说，“希特勒是糟糕的，但穆斯林想对犹太人所做的更糟糕。”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现为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肯尼斯·艾德尔曼（Kenneth Adelman）认为，“将伊斯兰作为一种和平的宗教越来越困难。你越研究这一宗教，你就越会发现它是好战的。伊斯兰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一位战士，而耶稣是一位和平鼓吹者。”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也是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美国的敌人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好战的伊斯兰。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说得更为直率，认为把伊斯兰说成是一个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的和平的宗教是不妥当的。【注释】Dana Milbank, “Bush Chided over View of Islam,” Washington Post, 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这一分歧与争议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伊斯兰的怀疑与不信任。有人认为修习伊斯兰教义是不爱国的表现，是对恐怖主义软弱的表现。宾夕法尼亚州哈维福特学院比较宗教学教授迈克尔·赛尔斯 (Michael Sells) 认为，这场争议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宗教争议，认为与和平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是一个主张暴力的宗教。【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保守分子的言论使美国穆斯林非常担忧。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伯拉欣·胡珀（Ibrahim Hooper）说，“这些右翼分子跟拉登一样企图煽起文明的冲突。我们竭力阻止这种浪潮，但它似乎每天都在向这方面发展。”【注释】Dana Milbank, op. cit.【注尾】
五
国际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对美国“新帝国进取”(neoimperial aggressiveness)的一种反动, 对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种反动，对美国超常的财富积敛的一种反动。“9·11”事件反过来震撼了美国社会。这种震撼产生两种作用：一种是打破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打破了美国人的“美国例外论”，另一种是使美国人开始自省。“9·11”之后，美国攻打了阿富汗和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进攻并占领了伊拉克。后“9·11”时代与冷战时期十分相像。冷战也是一种战争界限十分模糊的、没有规范的冲突，偶然的行为有可能演变成真正的战争，但大部分时间是对峙。【注释】Alan Brinkley,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
从“9·11”后的美国，我们看到了其社会内部结构的困境。我们在“9·11”后的美国社会中看到文化这一领域（含宗教与思想）对政治领域（含法律）的冲击，而政治领域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领域。在反恐的战时体制下，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受到挑战，行政权力得以扩大，增加了其私密性；美国的某些宪政原则也不得不对特殊的战时体制让步。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隐蔽的﹑分散的﹑往往是跨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这种战略产生两个效果：一方面，在国际上，它败坏了美国的民主使命，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深，并扩大了有些阿拉伯国家国内如亨廷顿所谓的种族的、文化的与宗教的断层(fault lines)，恐怖活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每每无法自圆其说的国际性军事行动反过来对美国国内的民主和公民自由造成巨大的压力，加深了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种矛盾的表征之一就是布什政府在国外鼓吹民主，而在国内在对待“敌方战斗人员”方面，如美国公民帕蒂拉，却并不准备实行。同时，正如调查所显示的，美国目前是基督教西方世界中一个最具宗教性的国家。基督教信仰在美国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经历了一个复兴。根据2003年哈利斯公司(Harris)的调查，79%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仰上帝，他们中，1/3强的美国人说他们在一个月中至少去做一次宗教礼拜。有的欧洲政治家指出在美国有可能产生犹太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现实危险。【注释】Peter Schneider, “Separated by Civilization,” IHT，April 7, 2004, p.6.【注尾】这样，这些文化矛盾由于国际恐怖组织所赋予它的宗教目标和含意，由于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美国社会本身及新保守主义所蕴含的宗教冲动，而变得更加纵横交错，扑朔迷离。
从本质上说，这些文化悖论源于美国政治文化的韦伯所谓的“攫取性道德”，源于其扩张性的“解放世界”的天赋使命感 (manifest destiny)，源于其普世主义。普世主义即美国主义。美国评论家和学者有人将这场反恐战争描述成“思想的战争”(a war of ideas)。弗里德曼说，“反恐战争是一场思想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必须保持其思想的可信性。”【注释】Thomas L. Friedman, “Bush Must Act to Restore Americas Hono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2004, p.6.【注尾】克莱蒙斯说，“这场反对那些惧怕或仇恨美国社会的人的思想的战争不可能通过将美国与世界隔绝而赢得。”【注释】Steven C. Clemons, “The Folly of Discouraging Visitors,” IHT, April 10-11, 2004, p.6.【注尾】如果我们引申其义的话，这是一场美国价值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含有诸多的文化与道德的涵义。所以，最近揭露的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 (Abu Ghraib) 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情况不仅使美国，而且使美国价值，特别是美国人权思想，处于非常窘迫的﹑尴尬的﹑矛盾的境地，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国际和美国国内学者指出，在关塔那摩无限期关押的600多来自44个国家的“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这违反美国的根本的价值原则，在司法上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所以，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道德与价值体系受到巨大的压力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美国在司法上实行的双重标准，诸如美国人与非美国人，美国本土与美国本土之外等概念，使美国陷于更深的文化困境。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在当今的世界中，美国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他还说，“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58-359页。【注尾】而“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68页。【注尾】在另一个国家推行外来的所谓普世的价值，诸如民主，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选举领导人，自由贸易，等等，无论这种价值是多么诱人，多么冠冕堂皇，它们没有在当地扎根，没有融入当地的血脉当中，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显示，这不仅不会造就出追随者，反而会催生出敌视美国价值的人。美国的普世主义的使命为自己制造了危险的不断扩大的对立面，危险的不断扩大的敌人。这是迫使美国面临“9·11”后一系列现代文化悖论的真正根源。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认为，美国和世界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关系之中。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是否会引起阿拉伯世界陷于混乱和不稳定，是否会造成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或整个穆斯林世界对峙的局面，是否会酿成一场全球战争， 还需要假以时日以观察。【注释】Arthur Schelisinger Jr.,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也认为，未来10年到20年间将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目前在华盛顿掌权的人们的政策而造成的。【注释】Sarah Lyall, “A Communist Historians Candid Manifesto,” The New York Times,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美国国内安全和国防的不安全联系在一起，美国又回到了冷战心理，回到了福音教派的善与恶，黑与白分明的世界。在国际上成为压制持不同看法的力量的一部分。【注释】Joyce Appleby,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在国内方面，对美国公民的权利进行侵犯，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范围被缩小了。总统权力迅速地扩大，越战和“水门事件”后不遗余力地制定的对总统权力的限制都被轻易地否定了。如果这种倾向不加以制止，便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总统，不管好坏，这将根本地改变美国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注释】Alan Brinkley, Ibid.【注尾】
从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与思想的演变进程来看，“9·11”事件和此后的反恐战争将起到一种划时代的作用，成为美国思想冲突的主要议题。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抬头。新保守主义本来就对6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和激进主义不满，对诸如女性主义﹑有利于少数种族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自由主义的堕胎权利和允许少数种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挑战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满。它认为，由于政府企图顺应太多的市民社会公民提出的要求，政府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性。政府几乎变得无法管理。因为在社会上有太多的来自各阶层的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的期待。在市民社会内，各个团体都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顾别的社会团体的利益。它认为，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策的失败和无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社会为自己设立了太多的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新保守主义利用反恐战争的需要而要求美国人民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忍受牺牲。在经济上它主张自由经济和减税，布什已经在这样做了。在政治上，它主张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人民应该忍受反恐战争给个人自由﹑经济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切招致自由派人士和民主党人的质疑和反对，亦成为市民社会辩论的焦点。
虽然“9·11”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撼，虽然美国面临一系列文化悖论，但也不能过分地估计。就美国公开社会的生命线——移民问题而言，美国目前的移民闸门确实缩小了。这使许多潜在的学生，也是潜在的未来的朋友，转向其他国家。据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的2004年3月的统计，美国90%的大学2004年秋季国际学生的申请数都有所下降。中国学生的申请数下降76%，印度下降58%。连中央情报局前主任罗伯特·盖茨也惊呼，美国“在疏离未来的盟友”。【注释】Robert M. Gates,“Reopen Americas School Doors for Foreigners,”IHT, April 3-4, 2004, p.6.【注尾】美国在历史上，按照国内政治与经济的需要，移民的闸门都曾时开时关过，时大时小过。 由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是美国富有生命力的自由经济﹑文化与价值的生命线，美国的生产力，创造力，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全赖以此，它是不可能放弃移民政策的。就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损害公民自由的现象而言，这种损害现象仅仅是战时的一种表现，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和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说，对民权和公民自由的限制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它们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社会。任何将这些现象无限夸大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符合美国社会实际的。如果认为这会使美国社会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新保守主义学者克利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 认为，“布什所做的符合在危机时增加(国家)安全的传统。他比禁闭日裔美国人的罗斯福总统，策划帕尔默大搜捕的威尔逊总统，以及暂停执行人身保护令的林肯总统克制多了。公众在有安全需要时会愿意牺牲权利的。例如，一项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49%的美国人认为，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走得太远。”他认为，是自由主义分子与时代脱节了。美国的整个市民权利体系并没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美国的基本的自由并不是那么脆弱，美国的制度也并不存在危险。【注释】Nicholas D. Kristof, “Americans Civil Liberties Will Survive,” The New York Times, IHT, September 11, 2002, p.8.【注尾】美国政治文化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可能。正如贝尔曾指出的，“尽管这些直接的和明显的祸端非同小可，然而若是以为它们便会使美国这样一个既庞大又强大的社会完全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注释】贝尔：前引书，第231页。【注尾】要估计美国社会真正的变化，仍需多年的时日才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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