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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特点之一开放性，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挑战。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文化悖论之一。
“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开放社会的许多致命的弱点及其脆弱性。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美国政治家并不希望“9·11”事件使美国改变其传统的开放社会的根本原则，但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开放性不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国会和白宫都认为要改进签证发放工作，边境巡逻和对在美国的外国人的监测。美国着手削减入境签证数。从2000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4日，美国共发放28.4663万份签证，而从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9月4日，则只发放22.4324万份签证。同期签证拒签数从107754万增至11.0893万，被拒签者大多数是亚洲人和中东人。【注释】USA Today, September 9, 2002, p.2.【注尾】以在肯尼亚的卡库玛（Kakuma）难民营为例，在7万战争难民中只有2.7万人在2002年得到前往美国的签证，是25年以来最低的。【注释】Rachel L. Swarns, “New Screening Delays Refugees Entry into U.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anuary 30, 2003, p.2.【注尾】
2002年4月，移民局宣布加强对留学签证的管理，规定持商务旅游B类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不得进入各种学校就读，也不能转为F-1类学生签证。规定同时缩短了持旅游和商务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时间，持B类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最长时间由一年缩短到6个月，持旅游签证的则缩短为30天，而且没有足够理由不得延长。同时，布什政府决定加强对外国学生申请在美国从事课题研究的审查，以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敏感领域的信息和技术。这些敏感领域包括激光、高性能金属、导航系统、核技术与导弹助推技术等。
据纽约国际教育学院的一个受到国务院资助的名为《门户开放：2003》的调查报告，在2002-2003年度外国学生的入学率虽然有上升，但增长率只有1%，而前5年每年的增长率是4．9%。沙特学生入学数降至4175，下降25%，科威特入学数下降至2212，下降25%，阿联酋入学学生数下降至1792，下降15%。在送留美学生最多的20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学生数下降，其中印度尼西亚学生数下降至10432，下降10%，泰国学生数下降至9982，下降14%，马来西亚学生数下降至6595，下降11%。在276个学院中，46%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下降了，21%说没有变化，33%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上升了。【注释】U.S.A., November 3, 2003, p.7B.【注尾】
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10月24日，参议院于10月25日批准﹑总统于26日签署的《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包括了对外国学生进行监控的条款，并规定为此调拨3600万美元专款。美国众议院于2001年12月19日通过﹑众议院于2002年4月18日通过﹑美国总统于2002年5月14日签署的《关于加强边防安全和入境签证改革法》 (the Enhanced Border Security and Visa Entry Reform Act) 加强了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并堵塞了漏洞。国土安全部将原来移民局的职能全部移交给公民与移民局及边境安全局。边境安全局负责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在美国，也有人担心将外国学生视为主要的安全与恐怖危险因素是一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这有可能使政府的监控走向极端，却无补于减少恐怖威胁。美国政府要求来自25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非美国公民从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到移民当局作特别登记。 在8.2万登记的人群中，发现1.3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为非法移民。这些人将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据美国官员说，自“9·11”以来，在第一轮递解非法移民中，已有600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送回来源国。此后，有3000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捕。具体被递解出境的数字美国官方拒绝公布。被递解出境的亚洲和非洲非法移民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27%。【注释】Rachel L. Swarn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une 9, 2003, p.7.【注尾】
这些措施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是相悖的，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则相悖的。而开放性与自由资本主义正是美国社会的生命线。减缓了移民的速度，对移民实行种种严酷的限制从长期来说将对美国经济﹑政治与文化产生影响。
三
“9·11”后，美国面临的另一个文化悖论就是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国内被当作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上，由于美国处于战争之中，美国总统拥有极大的行政权力，可以较有利地面对政治反对派。布什总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大大超越了“水门事件”之后的所有总统，并可以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权力相媲美。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恢复了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帝国总统”的做法。
在国内事务中，行政当局改组了移民与归化局而无须国会批准。布什总统签发了允许在军事法庭审判恐怖分子的命令。由于美国战时的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行政首脑手中，他现在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布什政府以保密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拒绝与国会分享机密。布什无视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命令535名国会议员中仅8名成员能参加敏感性的发布会，后来由于议员反对并保证不泄露机密，布什才后撤。布什政府无须国会与法院批准就可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对美国人作为“敌方战斗人员”进行审判。布什说，“敌人已对我们宣战，我们不能让外国敌人利用自由来摧毁自由本身。”布什在2003年7月中旬宣布，将有6名被俘人员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这将是美国50多年以来第一次使用军事法庭。2003年9月10日，布什要求扩大《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的执法范围，扩大联邦法律执法权力，去除妨碍追查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的“不合理的障碍”。具体地说，他要求允许联邦机构在与恐怖有关的事件中签发“行政传票”的权力，以获取私密的、医疗的、财务的，以及其他资料，无须法官或大陪审团的同意；扩大联邦法关于死刑的规定，以涵盖与恐怖有关的罪行，并使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较难获得保释。美国有学者担心政府权力的过分膨胀会有损于美国最高权力的分权体系。【注释】Please refer to Nancy V. Baker, “The Law: the Impac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Separation of Powe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Dec. 2002.【注尾】
“9·11”事件之后，崇尚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美国国内社会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文化挑战。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以及司法部门之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产生了失衡现象。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恐战争，战争要求政府的运作按非同寻常的方式进行。在这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与限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关的问题, 如政府可以无限制地拘留任何人, 将外国人遣返出境而不进行任何公开的听证会, 拒绝将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的人员送交法院审判，司法部人员可以窃听可疑分子与律师的谈话，以及降低搜索住家的标准.。
政府可以在美国窃看和拦截可疑分子的电子邮件，根据《美国爱国者法》可以跟踪、追索、拘留或遣返疑犯，同时，司法部有更大的权力不经起诉就可以拘留移民。对此法在美国争论颇多。
美国以其宪法﹑民主治理﹑独立司法而自豪于世。而美国的司法精髓 ——独立的法官、独立的检察官和最高法院裁决——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象征。然而，有人认为，《美国爱国者法》所列的不经过独立上诉便判决的军事法庭，无限期的拘留权，对内部侦查行为监督的放松，等等，却与这一切背道而驰。【注释】James A. Goldston, “A beacon of Freedom Grows Dim,” IHT, September 13-14, 2003, p6.【注尾】此法涵盖过于广泛。
联邦调查局（FBI）从2002年11月开始发公函，要求全美各大高校向该机构提供在校外国学生及教师的个人信息，其内容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携带的各种证件的资料，以确定他们是否与已知或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有联系。在此之前，许多高校已向管理20万外籍学生的移民和归化局提交了类似的信息。移民和归化局根据美国移民法有权获知外籍学生的所有信息，但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权限则相当有限。【注释】参见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5, 2002.【注尾】
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电子追踪系统，即所谓的“学生和交换学者信息系统（SEVIS）”，控制100万在美的外国学生和学者，特别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在2003年初，政府已批准3900所学校入网，1748所学校在待批的过程中。没有批准入网的学校不得招收外国学生。系统记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受学校处罚的信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处于一种被怀疑的境地。除了在总的追踪系统记录在案之外，移民和归化局有另一套系统，每年将来自24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的手印和近照登记入册，并进行个人访谈。【注释】Dianna Jean Schemo, “U.S. Keeps Tabs on foreign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February 18, 2003, p.3.【注尾】这种将美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加以区别的做法是对美国学校多元化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挑战。这一挑战涉及到美国的根本价值体系，涉及到美国往往引以为自豪的根本的宪法权利。
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斯特（Ashcroft）在2001年10月12日给各媒介头面人物的备忘录中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精神强调在发布新闻时有必要考虑报道的敏感性与保密性问题,而司法部以前的方针是只要没有“可预见的害处”便可以发布。民权主义者指责政府篡夺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侵害了个人的自由。于是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价值的辩论，即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不损害民主，重要的是如何做到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平衡。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与强调往往会影响民主与人权。
五角大楼制定了“整体信息意识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旨在通过窃收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商业性资料库中的有关健康﹑金融和旅游信息而达到发现恐怖分子的目的。一组情报分析家可以从网络上收集情报，追索个人与个人或与团体的关系，并互相分享情报。他们可以与机场摄影机﹑信用卡交易机﹑机票预订网络和电话记录系统联网。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认为这一做法只能针对外国人，不能针对美国人。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人隐私权的威胁。国会要求国防部在60到90天之内提供一份报告，在此期间不得继续研究，除非总统向国会表明这一中止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国会曾否定了《美国爱国者法》中关于政府有权不经过法官而签发传唤传票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权力制衡机制的运作，国会对政府的一些有可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进行控制。
自反恐战争进行以来，美国政府以“物证”名义已拘留了至少20多人。104名外国人被指控破坏了移民法而被监禁。阿卜杜拉·埃尔·默哈杰尔，原名胡塞·帕蒂拉，生于布鲁克林，是波多黎各后裔，在芝加哥长大，后皈依伊斯兰。他被指控阴谋制造并引爆带有辐射的炸弹，俗称“脏弹”。如果按美国正常法律程序审判，美国法律中有许多条文将可以保护他。首先，因为揭发他的是物证，而在美国法律中由物证指控而进行的逮捕不能是无限期的，现美国政府把他定为“敌对战斗人员”，则便可以无限期地拘留他。美国五角大楼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战场所拘捕的罪犯将是无限期的，即使军事法庭判他们无罪，美国也不会释放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将被拘留，这场战争本身就是无限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拘留也将是无限期的。
另一案例是哈姆迪(Yasser Esam Hamdi)。他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父母是沙特人。当他在阿富汗为塔利班战斗时，被北方联盟所俘，现关押在弗吉尼亚州，没有经过任何法庭指控程序，也不被允许见律师。诺福克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罗伯特·道默尔请控方提供审讯记录和其他文件以判断哈姆迪是否是敌方战斗人员。8月6日，美司法部宣布拒绝提供法官任何文件，并声明法院无权过问此事，并认为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拥有此权力。哈姆迪的案例牵涉到美国司法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司法与行政之间就公民自由权利所发生的分歧。
指控一个美国公民为敌方战斗人员，并剥夺其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显然属于国内公民自由权利的范畴。哈姆迪案例表明，布什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谁是敌方战斗人员。政府可以任意抓捕任何人，而法院无权将这些人从监狱中释放，也无权为他们提供律师帮助。这显然与建国元勋们在建国之初所确定的监督与制衡的机制，政府的任何部门不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原则相违背的。使美国学者感到忧虑的是布什政府所做的一切是“秘密的”——秘密的拘留，秘密的移民听证会，对见证保密，等。有学者认为，“从公众对布什政府反恐措施的反应来看，人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格莱维尔·比福德（Grenville Byford）在《外交》杂志中提出将反恐战争说成是善对恶的战争是否公平的问题。他说，所谓的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并不明确，是虚无缥缈的，最好尽快不用这样的措辞。有的学者认为，布什政府决心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是许多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托洛茨基主义在理念上的遗产。新保守主义运动正统帅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运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右的表现，以摧毁现存的体制和结构为目标。【注释】William Pfaff, “Al Qaeda vs. the White House,” IHT, December 28-29, 2002, p.6.【注尾】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认为，在美国，有一种由道德所驱使的故意的无知，即一种对反恐形势的“认知上的差距”，这种无知实际上反映了国内政治。他说，一种新的后“9·11”的“政治正确”使人们公开地讨论他们的观点变得很困难。在美国，任何人试图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反美的反应就会遇到充满道德义愤的激烈的攻击。这些攻击者自认为在捍卫清晰的道德性。实际上他们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被利用了。【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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